日月復明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勒紧裤带，这话大家都听过，原因也听过：天灾，加上苏联逼债。大家没听过的是，那几年中国还在往外送钱送粮，一年比一年送得多，数目基本保密。 何方算过这笔账。他是外交部的老干部，当过副部长张闻天的主要助手，1959年被打成右倾，下放劳动。他晚年写书谈毛泽东的外交，列出1958年到1962年这五年，援外支出共计23.6亿元。其中18.7亿元给了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和蒙古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约5亿元给了亚非的民族主义国家。1958年是2.76亿元，此后年年增加，到1962年是8.54亿元，是1958年的三倍多。 那时运给古巴的十万吨大米，账面价值两千六百万元。照这个价，23.6亿元能买九百多万吨大米，按1957年农民的吃粮量，够四千多万人吃一年。援外不全是粮食，这样折算，是为了看清这笔钱有多大。 这笔账开始的时候，饥荒也开始了，粮食还在大批出口。1958年底到1959年初，周恩来说：“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约。”邓小平说：“如果人人节约几个鸡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粮食，整个出口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 何方写：“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大规模饿死，毛泽东却继续给外国人送粮食。1959年已开始饿死人，毛泽东6月批准出口419万吨粮食，占当时储备粮的24%。”这一年实际运出415.75万吨，是历史最高纪录。粮食运出去的那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甘肃通渭这样的县粮食被征购一空，这一个县就饿死了大批人，全县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出口的粮食是拿去换外汇、买机器、还债的，其中有些是白送的。 白送的理由，看1960年最明白。这一年，毛泽东要和赫鲁晓夫争谁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4月，中共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批南斯拉夫向苏共挑战。6月，各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共代表团，几十个党都站在苏共一边。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也只肯说，如果情况确实像中共说的那样，中国同志就是对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后来回忆：“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7月，赫鲁晓夫撤走在华专家。苏联的照会并没有提还债，提还债的是毛泽东。他让周恩来算出欠苏联多少，在政治局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还清。大家听过的苏联逼债，就是这么回事。 还债之外，中国这一年加紧拿钱粮换支持。同在7月，赫鲁晓夫断了给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毛泽东向阿尔巴尼亚承诺，苏联停掉的由中国补足，这年8月到12月运去五万吨小麦。金日成5月已被赫鲁晓夫拉了过去，为了挽回，9月中国答应给朝鲜分四年、不用归还的贷款4.2亿卢布，另给23万吨粮食。 答应朝鲜的那个月，国内是这样。9月7日，中央发指示，压低全国口粮标准。9月10日晚上开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城里人平均每月29.5斤，再压2斤。他还传了毛泽东的话：“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 李先念算过，压这2斤，十个月能省下15.6亿斤粮。同一个月答应给朝鲜的23万吨，就是4.6亿斤，接近省下来的三分之一。 抚顺发电厂的工人那时吃杏条面做的窝头。他们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 这年11月，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答应每年用大米换古巴的糖。1961年初，中央向广东征购十多万吨谷物，运往古巴、印度尼西亚、波兰和越南，约占广东这段时间征购总数的四分之一。主政广东的陶铸解释说，这是“国际声誉”的问题。广州的工人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吃不饱，还要向古巴出口？”广州的大学生说得更直，说援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记下这句话的材料，说他们“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 自己吃不饱，别人肯借粮，中国也大多回绝。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愿意借给中国30万吨小麦、70万吨黑麦。周恩来回话说不想增加苏联的负担，只收下了苏联提出的50万吨古巴糖，后来才借了二十万吨粮供应东北。日本外务大臣和陈毅私下商量，想悄悄提供十万吨小麦，陈毅拒绝了。收了，就等于向外人承认中国在挨饿。 到1962年2月，有人出来说话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主张支持各国革命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毛泽东听到汇报，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这就成了一条罪名，叫“三和一少”，王稼祥从此不能继续工作。这一年援外8.54亿元，是这五年里最多的。 也是这一年，阿尔巴尼亚缺粮，驻华大使马利列开口向中国要粮。他先去找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李强对他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 李强说的是实话。中国刚刚过了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饥荒，正拿紧缺的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救急。大使又去找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几天以后，大西洋上几艘满载小麦、正开往中国的轮船接到命令，改变航向，开到阿尔巴尼亚的港口，把小麦卸了。大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 这样的事不止一回。1961年春，中国在加拿大买的约六万吨小麦，也是直接运去了阿尔巴尼亚。 欠苏联的债也一直在还。1964年底，周恩来在人大作报告，自豪地说外债基本还清了，还说中国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外国。 拿到东西的人，有的知道中国在挨饿。一名阿尔巴尼亚外交官后来回忆：“我们想要什么，就跟中国人要……我觉得很羞愧。”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不这样想。最高领导人霍查对中国人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中国运去的钢材和精密仪器常年露天堆放，中国专家心疼得直掉眼泪。提醒对方，对方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问总理谢胡，拿了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从1954年算起，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光粮食就有180万吨。阿尔巴尼亚总共才200万人，平均每人将近一吨。 1971年中国决定接待尼克松，霍查写来一封上万字的长信，说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此后阿尔巴尼亚从影射到公开批判中国，援助照旧。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1978年7月7日，中国公布照会，停止对阿援助。阿尔巴尼亚说，这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 何方《何方谈毛泽东外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228—229页 杨继绳《墓碑》上篇第621页，下篇第668—669、841—842、1168页，天地图书，2016年 单世联《革命人》第425—426页（引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伍修权回忆） 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新世纪，2012年，约第31页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联经，2021年 王力坚《误判与坚持》，《中正历史学刊》第二十四期，2022年，第171页 蓝诗玲《毛主义》，洪慧芳译，麦田，2022年 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年，第48—52页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杨继绳《天地翻覆》上篇第75页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2005》，花城，2006年，约第154页 《人民日报》1962年1月16日第1版《中阿经济会谈新闻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