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有人似乎对于叶永烈先生的著作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引用叶先生的著作，就是不严谨。不知道，评论区的这些专家们，对于叶先生的著作，读过几页？叶先生被中共党宣污名化已久，无非是因为他的著作内容多有触及中共最敏感的历史事件。 于我而言，叶先生的著作，至少比中共官修历史著作，可信得多。对于黑箱政治和黑箱历史，研究者也只能从各种渠道流出来的片段信息进行辨析，进行框架与血肉的拼接，才能大致得出真实历史的一个模糊影像。这是任何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士都要面对的事情。无可奈何。尤其是在1927年张作霖抄了苏联驻中华民国北京大使馆，搜查出大量的绝密资料并抓捕李大钊之后，中共就有了随时/定期销毁机密档案的习惯。这几个批评者不去质问为何中共将关乎亿万中国人重大公共利益和中共历史责任的原始档案隐瞒乃至销毁，不去质问那些官修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去质疑为何中共至今仍然大搞黑箱政治，反而来嘲讽一个希望做一些还原、普及和反思工作的自媒体博主，为什么敢公开引用叶永烈先生的著作，为什么没有原始档案，就敢说话。这种吹毛求疵，绝非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尊重和善意的态度。有意或者无意，他们发挥的是党宣的作用，而非现代公民对国家权力乃至极权的监督作用。 我个人其实无所谓。我就是一个感兴趣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自媒体博主而已，互联网上的一个匿名且野生的说书人罢了。也很惭愧，常常没有太多时间精力来制作出足够优质的内容。 感谢网友们捧场！

二〇一七年冬天北京赶"低端人口"，很多人还记得。事情从大兴区西红门镇一幢公寓楼的大火说起。那一带叫新建村，分一村到四村，这幢楼在新建二村。十一月十八日傍晚，烟从地下灌上来，呛死十九个人，八个是孩子。第二天，北京宣布在全市清理四十天，一批批外地人在零下的天气里被赶出住处。官方说，这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命。 火后第八天，记者第一次获准进楼看现场。采访快结束时，西红门镇镇长司文韬说，这场事故本来有可能避免： "原本这个公寓的腾退工作已经启动，我们11月初下发的腾退文件，大部分租住户都已经签约，原计划11月18日进行腾退工作。但后来考虑到是周六，也是希望租住户能多点儿时间找房子，结果临时将清退行动时间延后到周一（11月20日），现在大家都很后悔。" 腾退，就是叫住的人搬走，把地方腾出来。十一月十八日，就是起火那一天。这幢楼里的人被赶走的日子，火之前就排好了。 这幢楼是这样来的。二〇〇一年，新建二村村委会把九亩地租给一个叫樊兆田的人，租期三十年。他在村里的工业大院盖起一幢回字形的楼，村委会替他开假的产权证明，工商部门凭这张证明发了营业执照。后来他在地下建冷库，镇里查到了，发过一张停工通知，接到举报又去看过，都没有拦住。镇安全科也查出这幢楼有消防隐患，查完没有下文。 楼的一层是作坊和商铺，二层和局部三层隔成三百零五间，住了四百多人，一个月五百到八百块。朝里的房间没有窗，朝外的窗装着打不开的铁护栏。住进来的绝大多数是外地来打工的。武丽夫妇在北京打工十多年，这幢楼挨着一所小学、两所幼儿园，他们为了儿子上学方便，特意搬过来。曹磊初中毕业就离家，在北京待了十七年，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开车代驾。超过两百块的鞋他不买，钱留给河南的儿子和老人。 赶他们走这件事，是一层层定下来的。二〇一四年二月，习近平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是把批发市场、小工厂这些不算首都该办的事迁出北京，干这些活的人也跟着走。二〇一七年二月，北京市政府发文，在全市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人口指标挂钩，要"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对北京总体规划的批复公布：全市常住人口封顶两千三百万；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这六个城区，到二〇二〇年要比二〇一四年少一成五的人。端传媒算过，这比二〇一六年要少近两百万。一位研究北京城市的学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各区面临15%人口疏解的硬性指标"。 房子拆得很快，人却走得慢。这一年前九个月，全市拆了四千六百多万平方米违法建设，平均一天十七万平方米。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人口这方面进展较慢，厂子迁出去了，出现"产业出去、人口回流"。 到了西红门，是这样办的。批复公布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八日，镇里启动这四个村的棚户区改造，就是要拆村。十月底，隔壁新建一村的村委会发公开信："请各位村民即时清退租户并解除租赁合同，尽早搬家。"十一月二日，镇里开始拆这四个村的工业大院。着火这幢楼就在工业大院里，十一月初也下了腾退文件。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傍晚六点多，地下冷库正在调试设备。一根旧铝芯电缆埋在喷涂的聚氨酯保温层里，这时短路，引燃了保温层。浓烟从地下顺着楼梯和电梯井涌上二楼，整幢楼断了电。赶来的消防员说，进门两三米就辨不出方向，"用手一点一点往前摸，挨个屋子进行搜索"。 武丽刚出门去买晚饭的菜，听见喧闹回头，看见黑烟从窗户往外滚。她跟着消防员冲回去，喊儿子，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找到了。孩子上六年级，皮肤上没有一处伤，全身黑黢黢的，没了知觉。两天后，她丈夫还守在 ICU 门口，铁门每开一次，他都伸长脖子往里望。 十九个死者都在二楼，都是一氧化碳中毒。两天后北京公布名单，每个名字后面写着性别、年龄、户籍地： 杨汝启，六十，山东。杜春静，五十八，山东。杨昊泽，六岁，山东。杨雨潼，一岁，山东。张凤银，五十，河南。刘浩铭，一岁，河南。王馨玥，四岁，河南。杨丽丽，三十一，河北。暴育铭，两岁，河北。郝晓芳，二十四，陕西。张浩奇，三岁，陕西。张俊杰，十一，北京大兴。张文杰，三岁，北京大兴。秦茹，二十七，河北。徐作帅，三十，河北。韩俊，二十一，河南。王亚春，四十二，黑龙江。阿依买提·曼苏尔，二十六，新疆。祖丙英，四十七，吉林。 十九个人，八个是孩子，十七个户籍在外地。 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全市清理四十天。市安委会的通知里写："对安全隐患突出的低端业态做到坚决疏解、倒逼腾退"。倒逼腾退，就是逼着干这些营生的人搬走。 镇长说过，往后推那两天，是想让租户多点时间找房子。起火之后，再没有人给他们找房子的时间。十一月十九日，着火那幢楼西边的公寓里，住户们接到通知当天离开。十一月二十日中午，村里一家杂货大卖场的老板说，通知让今天停业，明天开拆。四个小时后，沿街店面的门头都摘了。曹磊找了一整天房子，最远找到六环外再往外几公里的村子。作坊主杨明的车间里，五六个女工还在赶活。他说："如果没有这场火灾，应该还能干到年底。"工人刘敏说，工资年底才结："就差两个月，这一年就干完了。" 新建村一个姓夏的超市老板对路透社记者说，保安断了他的电，砸了店面，限他四十八小时搬空；他说自己证件齐全，对方叫他关门滚蛋。一个湖北妇女一家六口，带着九个月的孙子，在零下的夜里睡在小面包车后座。一个姓罗的司机只拿到两天通知，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盖房的时候、来检查的时候、交押金的时候，都没有人说过这房子违法。 上面催得很紧。城南一位区里的官员对下属讲话，讲话流到网上，他说，从今天起，能拆的就拆，别等明天，今天拆了，今晚不就能睡个好觉了吗。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年五月才到任，十月刚进政治局。网上也流出他一段内部讲话："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他说，再出大兴这样的事，"大家就要把手剁下来"。 十一月二十五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一位负责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记者问，网上传言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您怎么看。他答："说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这是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他还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外来人口选择了在这些场所工作和居住，但他们并不了解身处的危险。" 负责人说完这番话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镇长就在火场告诉记者，这幢楼本来定在起火那天清退。 "低端人口"这四个字，北京的文件里有。英国广播公司当时引过石景山区的工作报告："依托治乱疏解建高端专项行动，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480处"。还引过北京市政府网站上一篇来自海淀区的文章："加快区域低端人口的疏解，提高区域人口质量"。现在打开石景山区政府网站上的这份报告，同一句话写的是"清理整治大杂院480处"。 十一月二十七日，骂声已经很大。《北京日报》的公众号写，蔡奇三次到过西红门，他说专项整治要"体现人文关怀"，接着说，人要随产业走，不能跟着隐患走。二月那份全市文件里写的，就是"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 负责人说，这些外来人口是"选择"住在这种地方。 房子要拆，村民还能谈赔偿，外地人只能走。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当时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只要没有本地户口，生存就是一种非法状态，方方面面都会受到歧视与打压"。所以姓夏的老板证件齐全，也一样要走。 二〇一八年六月，北京市政府批复调查报告：樊兆田等十五人被批捕，二十一人受党纪政务处分。建议处分的人里，官最大的是副区长，建议记大过；镇长司文韬建议降级并调离。报告提了五条整改建议，其中一条是"严格做好流动人口登记工作，严肃查处不如实登记行为"。整份报告里没有"腾退"和"清退"这两个词，火后全市清理的四十天也一个字没提。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不在处分名单上。二〇二二年，蔡奇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吉宁当了上海市委书记。 被赶走多少人，政府没有公布过。外国记者写的是数万人，也有人说几十万。公布的是另一个数字。二〇一八年一月，北京市统计局说，二〇一七年末常住人口比上年少了两万二千人，这是多年来第一次负增长。那年十一月，市发改委主任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两年里六个城区少了七十四万人，离少一成五的目标"任务依然艰巨"。 隔壁新建一村的工作通报写着，村里的流动人口从两千七百多人减到一百多人。租户搬走之前，一位记者在村里遇到一个服装厂女工，她在丈夫修车厂房的门上用喷漆写了三个字：回家了。一年后记者回到新建村，着火那幢楼一带一百二十多亩成了空地。那扇门也倒了，"回"和"家"分在两处，"了"字不见了。 ——新京报《大兴西红门镇长：其实聚福缘火灾事故是有可能避免的》，2017年11月27日 ——新京报《大兴火灾中的生者与死者》，2017年11月20日；《北京大兴火灾18名涉案人员被刑拘》（回访），2017年11月21日（武丽、曹磊、杨明、刘敏为报道所用化名） ——北京市大兴区"11·18"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2018年6月；新华社2018年6月25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2017年9月13日成文、9月27日公布；北京晨报，2017年9月30日 ——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成果新闻发布会，首都之窗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加快整治与疏解》，2017年11月22日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2017年11月，据人民网北京频道2017年11月23日 ——《北京青年报》市安委会负责人专访，2017年11月26日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大批北京租户遭驱离后引反思》，2017年11月27日；端传媒《数据动画带你看：北京清退"低端人口"，影响多大？未来如何？》，2017年12月1日 ——路透社，2017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2017年11月30日 ——中央社，2017年11月27日、12月6日（转述《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识政"、香港01、《明报》） ——石景山区政府网站《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计划草案的报告》现存页面 ——北京日报《北京市2017年常住人口20年来首次实现负增长》，2018年11月22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数字，2018年1月 ——图文阿七，中国数字时代《映像｜北京寒冬腾退一年后》，2018年11月19日

看过《英雄儿女》的人，都记得王成对着步话机喊“向我开炮”。这个情节是真事，喊这句话的人叫蒋庆泉。 一九五三年四月，朝鲜石岘洞北山，二十五岁的志愿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守在一个碉堡里。全连一百多人冲上山，还能打的只剩十几个，连长、排长都死了。他们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全靠他在步话机里报坐标调炮，把美军一次次打回去。四月十八日早晨，炮突然停了，后方没有炮弹了。美军到了四十米、三十米，他喊：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没能守住阵地，请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向我开炮！” 炮没有打过来。美军的一发炮弹从碉堡窗口打进来，一块弹片飞进他的右眼，他昏了过去。步话机那头的战友以为他死了，战地记者写好了通讯《顽强的声音》，正要宣传，美军交来的战俘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稿子压了下来。 他为什么上这座山，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为了配合谈判，上级命令我们部队积极对敌进攻”。 停战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到这年年底，别的大事谈得差不多了，卡在一件事上：战俘。中朝要求全部遣返。美方说，回不回去让战俘自己选，因为两万多中国战俘里，很多是内战中被收编的国民党兵，不想回大陆。 一九五二年七月，这件事差一点解决。美方同意遣返八万三千人，其中中国战俘六千四百人。中方公开要全部遣返，谈判代表团估的底线是九万人上下，相差不远，他们认为这是让步，倾向于接受。金日成也想接受。七月十四日他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十一日到十二日这一夜，平壤居民被炸死炸伤六千多人。平壤这一夜死伤的人，差不多等于美方答应交还的全部中国战俘。 毛泽东驳回了，批评代表团“在政治上太天真”。他回电金日成： “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 死人还有好处：“锻炼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接受美方的提议，却“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他把这封电报的意思报告斯大林，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您对停战谈判采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他给谈判代表的命令是，战俘要全部遣返：“一个也不能放！” 这话听上去是不肯丢下一个战士。当年在驻苏使馆写报告劝过停战的何方，后来这样写：“毛泽东一直硬不让步，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些战俘的权益。”美方要甄别，逐个问战俘愿不愿回去，说其中有一万六千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 毛泽东不接受，仗接着打。这年十二月底，蒋庆泉的部队开到三八线接防，第二年四月，他上了北山。 这时斯大林已经死了一个月。仗是靠苏联的武器打的，苏联新领导要尽快停战，毛泽东只好松口，最后接受了争了一年半的自愿遣返，又谈了三个月，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写《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张戎和哈利戴算过，这场僵持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鲜死的更多。 战俘自己选的结果，一万四千人去了台湾，七千一百一十人回大陆。比美方一九五二年答应的六千四百人，只多七百来人，而这七千多人里还算着这一年新被俘的人，蒋庆泉就是一个。 回大陆的这七千人，是挨着打也要回来的。战俘营里，美军和反共的战俘逼他们去台湾，劝不动就打。劝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既然被俘了，共产党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审蒋庆泉的美国翻译问他，停战后去哪。他说回大陆，翻译说这是死路。他说：“就是死我也要回家。”后来有人来要在他两条胳膊上刺“反共”“抗俄”，他说：“你们想要刺字也行，那你们就把我这两个胳膊砍掉，然后随便你们刺！”到了釜山的战俘营，伤病难友省下治病的消炎药，托人换来一个铅笔头，办了一场书法比赛。他在拆开的烟盒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家”字，下面四个小字：我要回家。美军和叛变的战俘冲进来搜了一个小时，他把铅笔头塞进了肛门，他们没有搜到。 八月六日，他回来了。下车看见一座彩门，上面四个大字：祖国怀抱。来接他们的人给每人发一盒大中华香烟，大家一边走一边脱美军发的衣服，他脱得只剩一条裤衩。 七千一百一十人里，六千多人被送到辽宁昌图。昌图开头是好饭好菜、慰问演出。政审一开始，放的电影换成了《狼牙山五壮士》，五个战士跳崖不投降。管他们的干部说：“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领导们在会上讲得更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 蒋庆泉被美军审问时，部队番号，前面一个小战士已经说了，他跟着报了一遍。美国人问武器，他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挺小机关枪”；问伙食，他答“我们都吃大米白面猪牛羊肉”。这些都是糊弄美国人的话。到了昌图，成了他的罪：暴露了部队的番号、武器和饮食情况。 到一九五四年二月，多数人的结论还算轻，八成党员能保留党籍。三月，北京开始清算高岗、饶漱石。昌图归东北军区管，东北正是高岗的地盘。高岗一倒，东北军区谁也不敢从宽。大军区来人传达新精神：政审要从严，“提高标准”。回来的战俘张泽石晚年说，当时各团处理轻重不一，总政副主任萧华挑了最严的一份送周恩来，周恩来呈给毛泽东，“这个毛泽东看完了以后，就肯定了最严厉的那个处分。”中央很快下了文件。 结果是：六千多人里，七百人开除军籍，四千六百多人，上面只承认他们被俘以前的军籍，也就是说，被俘以后这段日子不算当过兵。党员原先八成能保留党籍，这一改，九成多被开除。半年前，金日成、彭德怀还联名对留在战俘营里的人保证，刺过字、写过文件、在战俘营里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五三九团教导员李明，十三岁跑去参加游击队，在战俘营里领着大家跟美军斗，结论是开除党籍。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 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是老红军，被开除党籍、军籍，罪名是“叛党叛国”。他堵住管理处主任郭铁，两人是老战友。他的话还没说完，郭铁打断他：“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吴成德交出党证，带着儿女搬到辽宁盘锦乡下，每天清早去公路上拾粪，拾了二十二年。 这样处理不是头一回。更早的金门战役，被俘后放回来的九百多人，回到大陆就被这样处理过，轻的开除，重的判刑，营长李子元以投敌罪处决。谈判的时候，毛泽东不能让世界看到上万中国兵不想回国。人回来了，这支军队又不能承认当过俘虏的人是清白的。谈判上不放人，回来了又整人，都是为了军队的脸面，这些人自己怎么样，没有人问。 蒋庆泉算幸运的。上级说他暴露了番号，但他毕竟喊过“向我的碉堡顶开炮”，从轻发落，保留党籍和军籍，给了党内警告。复员回到锦州大岭村种地。家里人一直以为他死了，门口还挂着烈属的牌子，他这一回来，“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 压下来的那篇稿子并没有废。被俘的人不能拿来宣传，记者和战友就把主人公换成另一位牺牲的步话机员于树昌，把《顽强的声音》改写成《向我开炮！》，登上《人民日报》，编进语文课本。一九六四年，拍进了《英雄儿女》。一九六六年，蒋庆泉和家人去看这部电影，看到半截就哭了： “这个好像是我，可是又不是我，为啥这样说？王成撩衣服的动作都跟我那么像，话也一样，但人家是英雄，我被俘了。我不敢说，也没说，只能趴被窝里哭。” 他在战场上喊过什么，从没告诉过妻子儿女。 文革里，蒋庆泉照样被当成叛徒斗。别的人大多处理得比他重。他们的结论里都加了四个字“控制使用”，档案跟人走，大都被遣送回乡，“从此长期成为当地被专政或监控的对象”。张泽石原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战俘营里的总代表之一，停战时《人民日报》点名要美方把他交出来。一九六八年，审他的人认定他是美国派回来的，追问他“为什么没去台湾”。他被逼急了，说自己是“由我方和谈代表指名要回来的”，话刚说完，背上挨了两闷棍。四川一个回来的战俘，独生女十六岁，因为父亲的事天天被人奚落，一天夜里跳了门前的水塘。父亲流着泪说：“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没过多久，一天晚上，他也跳进了那个塘。 一九七九年，张泽石和难友们给人大代表写申诉信。信里写到了战俘营里的那句话： “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6000人的悲惨现实”。 一九八〇年中央发文，说当年的处理“定性偏高，处理偏重”，开始复查。成都的李正文听说武装部要他去一趟，其实是要给他落实政策，他以为又要搞运动，当夜自杀了。一九八一年，来人在大队部宣布取消蒋庆泉的党内处分，他在朝鲜战场上一滴泪没流过，那天大哭了一场。 有人叫他王成，他不认：“我没有为国捐躯，还给党旗抹了黑，所以我就不是‘王成’。” 八十三岁，他还和老伴赶集卖鞋垫。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 ——蒋庆泉口述、寇德印整理《〈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第14—20页；山旭《英雄“王成”还活着》，《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4期；林衍《谁来定义英雄》，《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6日；《“王成原型”蒋庆泉，应该是英雄》，《环球人物》2013年8月 ——何方《何方谈毛泽东外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第25—26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319—320、327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张泽石等1979年申诉信，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下卷第九章；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下卷第八章；张泽石访谈，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第五集，2016年 ——于劲《厄运》，天地图书，1992年，第456页；魏亦胄《人权卫士——中国将军》，《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第44—49页；李金明《志愿军战俘归国内幕》，《湘潮》，凤凰网2007年12月4日转载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7日第1版；《人民日报》1953年9月2日第4版

直到今天，网上仍有人晒出入党政审材料和外调函，要求填写父母在“八九年动乱”中的表现。这张决定一个人升学、入党、提干命运的政审表，和背后那只本人一辈子看不见的牛皮纸档案袋，究竟是怎么来的？ 1972年3月，在四川省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当了七年农民的重庆知青卢晓蓉，被上调到当地的县革委文教办工作。 在档案从知青办转移到文教办的过程中，一位好心的领导冒着“违纪”的风险，让她“偷看”了对她保密的档案。 档案袋里除了有几页“政审”材料外，还有一张她1965年考大学时填写的报名表。卢晓蓉迫不及待地打开这张表，查看当年自己无权填写的另一部分内容：“成绩”栏里，各科分数大约都在九十分上下；“优缺点”栏里，写着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绩优秀，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末了连一个缺点都没有。 接着，她的视线再往下便移到了“此生是否录取”栏，仿佛一道电光在眼前一闪，一阵目眩之后，她才看清上面写的是：“此生不宜录取”！再一看，没错，是这几个字，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那一瞬间，卢晓蓉的心感到天崩地裂般的疼痛。她终于明白七年前自己为什么会落榜了。 1965年高考前，进入高三的卢晓蓉因为“出身不好”，从昔日的“三好”学生、班长、年级主席一夜间成了“专政对象”。自从她崇拜的几个比她高一年级的品学兼优的学长在1964年考大学莫名其妙地落榜以后，她就有了考不上大学的预感，多次向学校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但学校一直没有批准她的申请。 到了填报高考志愿时，她在第一张表上的“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地全部填写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她以为像自己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没想到，表交上去后的第二天，女班主任来找她谈话，声音压得比较低，笑眯眯地对她说：“学校领导研究过了，认为你的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你完全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 卢晓蓉下意识地掐了掐大腿，觉得不是在做梦，于是毕恭毕敬地重新填写了第二张表，把北大化学系填在了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 表交上去后，过了一天，女班主任手里又拿着一张空白表来找她，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就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可以报考这个系。” 卢晓蓉又一次坠进云里雾里，在第三张表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端端正正地填下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几个字，其他九个志愿仍然照搬了农业院校。 等到当年最次的大学录取通知都发完了，还是没有她的。从1965年这一届开始，没考上大学的不发通知，不发通知就等于发“不录取通知”。卢晓蓉不仅没考上清华，连一个农学院也没考上。她去学校报名上山下乡，在办公楼里碰见了女班主任，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没收到录取通知。”只听女班主任惋惜地“哦”了一声，说了句：“大概是志愿填高了。” 那时的卢晓蓉和她的亲朋好友都以为没考上是自己志愿填高了，只能咎由自取。直到七年后偷看到档案袋里那枚母校盖下的“此生不宜录取”大红印，她才明白：母校为什么不批准她放弃高考下农村，为什么还要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填报考志愿——原来从一开始，那只对她保密的档案袋里就已经判了她的结局。 这只让当事人一辈子看不见、无从申辩，却能决定一个人升学、招工、参军、入党、提干命运的政治档案袋和政审表，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套制度源于延安整风运动。整风期间，中共把苏俄的政治档案制度引入党内，要求人们反复写自传、反复填写履历表、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采用康生发明的审查办法，要求被审查者重复写交待材料和填表，找出其中不同之处作为“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据实施整肃。中共的组织部门把每个人写的履历、检讨、思想汇报，加上别人的揭发材料和组织对个人的评价材料收藏保管，为每个党员建立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使每个人都被组织部门控制着。 1949年建国后，经过镇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共将这套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和澄清的政治档案。仅在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运动中就查出了3000多有“反动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问题者，知识分子们填写的交代材料和组织鉴定、结论都被放进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中。 与此同时，中共划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划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以档案制度相配合，对指定的阶级及其子女实施长期迫害。 在招工、招干、参军、升学的政治审查中，主要审查当事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简历、政治面貌、直系亲属的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现实政治表现。只要在政审条款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就能一票否决。 在1958年至1965年的高校招生中，各中学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高三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 可录取机密专业；2. 可录取一般专业；3. 降格录取；4. 不宜录取。”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1959年高考，河南开封育才中学高三学生江雪（他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插班入读，门门功课5分，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在全省文科考生中分数最高，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他接到的却是一封“……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的信，只因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被定为“不宜录取”。同校的尖子生吕延梅因出身富农被“降格录取”，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却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的一年制数学短训班。 甚至连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1955年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时，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也因政审原因“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她悲观地写信给祖母宋庆龄求助，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也只能在回信中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如果本人的档案袋和户口簿还不足以查清一个人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政审还有另一项配套手段：向亲属所在单位发函或派专人外出调查，即“外调”。 哪怕是立下大功的中共隐蔽战线党员，只要组织上没有公开解密，他的儿女也一样过不了外调政审这一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担任傅作义秘书、为中共提供核心情报的隐蔽战线党员阎又文，1949年后按组织安排继续隐蔽真实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后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1962年阎又文在京病逝，时年48岁，当时仍未公开其秘密党员历史。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最小的只有8岁。此后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在入党、提干、工作调动时，“一到政审就卡壳。”阎又文的妻子不但不能入党，还成了“反动军官官太太”；老二曾就职某公安机关，后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老三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一民用工厂当维修钳工。由于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直到阎又文逝世31年后的1993年，他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 到了1989年夏秋，这套运转了近半个世纪的清查、外调与登记制度，又加上了新的政治审查内容。 1989年7月初，当局向局级干部传达了发至省军级的绝密“中央三号文件”，即“彻底清查和坚决镇压暴乱分子的工作部署”。文件列举了：要严厉镇压的十类反革命分子，和要彻底清查的九种有严重问题者；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务必“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紧接着，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意见》中说：“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重新登记的范围包括：中央和省、自治区、市辖机关的党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认定的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的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在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中，有市委认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务的单位的党员。清查、清理工作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主要是考察党员干部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是否同中央保持一致。 翻译家杨宪益在自传《白虎星照命》中写道：“将近年底时，形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党突然宣布它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现的总结，进行自我批评。” 在这场清党与登记酝酿之时，浙江余杭的一个知识分子收听到杨宪益的英语“六四”广播讲话后，化名“王德”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检举信。中纪委收到信后，批覆了四个字“彻底调查”，将信转给了外文局。于是，《中国文学》社派了两个人去余杭调查，“整整调查了三十天，没有查到名叫‘王德’的人”。一个月后，余杭市公安局查出了此人的真实身份，并拿到他录下的杨宪益讲话录音，录音带被立刻送到北京，为“组织处理”做准备。杨宪益拒绝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写纸条要求退党，最终被党支部大会表决开除出党。 从1965年卢晓蓉高考报名表上那枚“此生不宜录取”的母校红印，到1989年底人人必须填写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现的总结”，再到今天的入党政审与外调函——表格上的栏目每隔几十年就会添上一行，而那只本人看不见的牛皮纸档案袋，始终跟在每个人身后。 ——卢晓蓉《咏雪四题》，收入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3、17—19页 ——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第52—53页（内引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后记） ——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篇第九章〈强化独裁统治的万能魔杖：政治挂帅〉 ——董少东《“潜伏者”阎又文》，收入向继东编选《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41—42页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雷音《杨宪益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372—373页（内引杨宪益《白虎星照命》第292页）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63页

毛泽东讲男女平等的话，几代中国人都会背。他在十三陵水库对游泳的年轻人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可是到1973年，他当着基辛格讲中国女人，讲的是另一番话。 那是2月17日夜里十一点半，基辛格被请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七十九岁的毛泽东由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从椅子上扶起来，上前迎他。在座的中国人有五个，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三个是女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翻译唐闻生和沈若芸。美方只来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下面这些话，都记在美方的绝密纪要里。 这天晚上的正事是苏联。苏联大军压在中国边境上，毛泽东要和美国联手对付它。中国骂了美帝二十多年，这时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两家要“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公开场合还得接着骂：“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他要拉拢基辛格，基辛格又有风流的名声，他就拿这个逗基辛格。 当时有记者猜基辛格要失势。毛泽东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记录在这里写的是：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 话转到中美贸易，毛泽东说两国的贸易少得可怜，接着说：“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没有多少东西。我们多的是女人。”他统治中国已经二十四年，这话是关起门来对美国人说的。基辛格接话说，女人没有配额，也没有关税。毛泽东说，你们要的话，可以给你们一点，几万个。周恩来插了一句：“当然，要自愿。”毛泽东说，让她们到你们那里去闯祸，这样也减轻我们的负担。 谈了一阵别的，他又绕回来：“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记录写的是：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基辛格说，主席加价了。 毛泽东接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她们给你们的国家带去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女人太多了，她们有她们的本事：她们生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太多了。” 基辛格说，这个提议太新鲜，我们得研究研究。毛泽东说，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基辛格说，我们会研究使用和分配。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叫她们去，我想她们会愿意的。”周恩来说：“不见得。”毛泽东说：“那是因为她们有封建思想，大国沙文主义。” 这当然是玩笑，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一个女人因此被送走。可他在绝密的会见里拿中国女人逗最要紧的客人，说她们太多，会生孩子，送出去能害人。 只有“孩子太多”这一层不全是玩笑。1949年他写的是：“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后来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1959年起在全国挨批，1960年被迫辞职。到1973年，毛泽东自己说孩子太多了，把账算在女人头上。也是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这番话说完，又谈了一阵，毛泽东说：“今天我讲了些胡话，要请中国妇女原谅。”基辛格说，在座的美国人听着倒很动心。毛泽东和在座的女人都笑了。他刚道完歉，又问基辛格：我们要在你们那里设联络处，你要沈小姐还是唐小姐？ 快结束的时候，话又回到女人身上。毛泽东说，我们有这么多女人，都不会打仗。唐闻生顶了一句：“不见得。有女子部队。”毛泽东说：“那只是在舞台上。真要打起来，你们跑得很快，钻进防空洞。”舞台上的女兵，美国人是看过的。差不多一年前尼克松到北京，周恩来和江青陪他看了《红色娘子军》。 这时王海容开口了：“这次谈话的记录要是公开了，会引起半数人口的公愤。” 周恩来说：“首先外交部就通不过。” 毛泽东问基辛格，今天的会见是公开好，还是保密好。基辛格说，大概公开好。毛泽东说：“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关于女人的话，就当不存在。”基辛格说：“我们把它从记录里拿掉。”屋里又笑了。基辛格还说，回去就开始研究这个提议。 摄影记者进了屋。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一小时后把新闻稿送过去。中国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是这次会见的照片，屋里说的这些话，一个字也看不到。 那段话还在纪要里。连基辛格那句“我们把它从记录里拿掉”，也留在了里面。这份纪要1999年被美国学者编进书里出版，2008年美国国务院把它收进外交文件集，正式公布。 这次谈话有两种中文本，都在海外出版：2013年香港的《毛泽东全集》第51卷，2018年宋永毅主编的《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两本里都没有送女人这段话。全集里，毛泽东说完“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多的是女人”没有了，下一句跳到另一个话题：“中国人排外得很。”宋永毅的本子里，“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那一问的位置上，接的也是这句“中国人排外得很”。王海容那句话，两本都没有。是当初就没记，还是后来拿掉的，这两本都没有说。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Document 12，第123—138页（美方纪要，引文除另注外据英文译出；“在座的妇女”“你要不要”两句用张戎中译） William Burr编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1999年，第86—101页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全集》第46卷、第51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 宋永毅主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2018年 梁中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第25、346页（引《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王政、高彦颐主编《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许进主编《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北京出版社，2003年（马寅初） 孙怒涛等编《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上卷，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王海容亲属关系） 《人民日报》1973年2月18日第1版 《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裴克安、马尧生等译（看《红色娘子军》）

一九六六年文革刚起的时候，老红军、原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求救。毛泽东在信上批了一句：“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邱会作后来说，总后党委和他没有一个人要动傅连暲。到了六八年初，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突然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说北京卫戍区马上要去人带走傅连暲。卫戍区来人手里拿着一张周恩来亲笔写的字条：“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他们到了香山干休所，翻墙进院把傅连暲押走。几天后邱会作见到周恩来，当面问为什么要抓傅连暲，周恩来只回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仅仅过了十几天，七十四岁的傅连暲就死在了秦城监狱里。 很多人在文革后一直以为，周恩来是那场风暴里拼命替老干部和民主人士撑伞的人。这种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确实开过一份著名的保护名单，但这张名单是怎么来的，档案里记得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里，红卫兵闯进八十五岁的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家中抄家。章士钊早年替毛泽东筹过两万银元，第二天便给毛泽东写信求救。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拿到毛泽东这句批语，周恩来心里有了底，当天就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把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傅作义、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和高级干部列了进去，派部队守住宅院，或是安排住进三〇一医院。到了六七年一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国务院各部委眼看要瘫痪，周恩来又以召集生产会议的名义把一批管业务的部长接进中南海居住，并在接见财政部造反派时说：“财政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方毅、姚依林是党的好干部，是我下命令保护他们的”。 那么，周恩来到底保什么人、不保什么人？规矩其实是他自己亲口讲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在解释为什么保余秋里却不保薄一波时当场说：“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里。我不是拿主席压你们，我保这个，保那个，那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不是个人行动，向你们说清楚。”三天后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他又补了一句大实话：“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到了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他再次向委员们交底：“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这几句话把底牌亮得一干二净：他只保毛泽东点头要留的人，或是维持政府财政运转暂时离不开的人。一旦毛泽东决意要动谁，哪怕昨天还在保护名单上，周恩来不仅立刻撤手，还会亲手主持抓捕和专案审查。 当时整肃高层干部的核心机构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一办、二办、三办三个办公室，分别审查党政最高层、军队将领和部委民主人士。这个庞大专案机器的总负责人，正是周恩来。任中央专案二办副主任的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道，所有的专案组都归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亲自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四五百名专案人员全部到齐，挨个汇报审讯和取证进展；会常常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累得不行才散。 在西花厅住过的贺龙，就是在这套程序里被周恩来亲手送走的。 文革初期造反派冲击贺龙住处时，周恩来曾让贺龙夫妇暂时搬进中南海西花厅躲避。但早在六六年秋天，毛泽东对贺龙起了疑心，让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开小会吹风。邱会作和李作鹏被叫到叶剑英家里看贺龙材料时，叶剑英当场转达说：“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桌子上摆着的十几份材料里，有一封贺龙写给国民政府里旧交的信，正是周恩来提供的。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商定对贺龙实行隔离，由周恩来亲自去办。据周恩来事后亲口告诉吴法宪，他先让北京卫戍区在西郊山区找好房子，然后把贺龙叫到中南海，劈头先问了一句：“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周恩来当场让贺龙交出随身手枪，随即叫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押送到西郊山区看管起来。贺龙从此失去自由，后来在专案审查中被折磨致死，周恩来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斥“贺龙是中央点了名的坏人”，在中共九大上插话称贺龙是同刘少奇一样的“叛徒、内奸、异己分子”。可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却和贺龙遗孀薛明痛哭拥抱，说“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连鞠了七个躬。 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上，周恩来落笔比谁都重。 一九六七年三月造反派要揪斗刘少奇时，周恩来对财贸口代表撇清自己：“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嘛！”六八年九月，江青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骂刘少奇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不仅起草了由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人联合签名报送毛泽东和林彪的报告，还在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在信末向江青表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读完大为满意，在旁边批了一行字：“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刘少奇在开封金库地下室惨死后，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中央专案组关于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的报告。会议作出决定，将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审批；最后反倒是毛泽东批了一句“刀下留人”，说要留下活口做反面证据，王光美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守住那条“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子，周恩来连自己身边的至亲和旧部也照抓不误。 周恩来夫妇没有子女，一生只正式认过三个干女儿，前两个早逝，只剩下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跟他们时间最长、感情最深。一九六八年三月，周恩来不仅放弃保护自己的亲弟弟周恩寿，还亲笔在养女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字认可，把他们送进监狱；孙维世在看守所被关押七个半月后惨死狱中，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叹息：“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哪怕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老部下，周恩来在写结论时也处处提防江青。后来，邱会作的儿子要和亡故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结婚，请周恩来给张霖之做个内部结论。邱会作叫秘书起草的稿子里写了两条：一是张霖之“是被毒打致死的”，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恩来拿到稿子后做了修改，没有同意“被毒打致死”这五个字——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怕有人告状捅到江青那里引起事端，最后改写成一句“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而且这份内部结论只印了极少几份，“以防江青知道后闹事”。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在一九七七年对英籍作家韩素音谈起刘少奇冤案时辩解说：“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然而在专案组里替周恩来办事、后来却被判刑的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他在总结文革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归属时质问道：“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是‘违心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 ——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第594–595、887–889页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36–637、696–701、976–978页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165–167、704–706、1043页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第234、369、394、745–747页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第88–92、258页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第二部分第五章〈“周恩来保人”的真相〉、第九章〈贺龙被整与周在其中的作用〉

大饥荒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60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脚背肿得一按一个坑。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他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他确实说过不吃，原话是“我不吃猪肉和鸡了”。他说的是猪肉和鸡两样，鱼虾牛羊都没有说。 不吃这两样的理由，他对身边人说，是要出口换机器。延安时代过来的党史专家何方说，这件事“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 这个理由是说给身边人听的，可出口这件事是真的，主意还是他出的。中国要还苏联的债，要从苏联东欧买机器和军事设备，拿去换的是粮食和肉。1959年春天，各省的出口任务完不成，三四月间在上海开会，毛泽东说：“马，牛，羊，鸡，犬，猪都不吃肉的，六畜中有四畜不吃肉，它不是也活了吗？”接着他问：“可否作一决议，人一律不吃肉，都拿来出口？” 最先不吃的是老百姓。那年4月，管全国财贸的副总理李先念在电话会议上催各省交猪交蛋：“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到5月，全国城乡市场基本不再供应猪肉和鲜蛋，中央还下令不再向农村出售食用油。这一年出口粮食四百二十万吨。 到了村里是这个样子。1960年4月，四川璧山县虎峰大队收鸡蛋，按人头下指标，家里有没有鸡都一样，交不出蛋，食堂就不给饭。社员柯政国交不出，全家七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六个鸡蛋交上去，一家人才又有饭吃。 老百姓买不到肉一年多以后，才轮到上面。1960年6月15日，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打电话通知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 毛泽东本人开口说不吃，又是半年以后。1960年底他对身边的人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债要还给人家的，我看有米饭、有青菜和油、盐就可以了。”这段话是管他警卫的汪东兴记下的。党报党刊讲那七个月，都说是1960年。照汪东兴记的日子，1960年他还没有说过这句话。 就在那几天，12月26日，他的生日，他给身边七个人写了一封信，叫其中六个下乡调查：“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信阳在河南南部，这场饥荒里，单这一个地区就饿死了近一百万人。信里还有一句： “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一个多月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听河南的汇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工作组查到的情况，信阳的光山县“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说这是坏人当权的结果。 他自己的饭桌上，不吃猪肉和鸡，爱吃的鱼照吃。还有素菜：1960年10月，一位会做上海素菜的厨师到他家掌勺，给他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这些菜要用很多植物油，后来写饥荒史《墓碑》的记者杨继绳说，“其成本也不比肉低”。这样的油，农村那时已经买不到了。 1961年4月26日，他宣布不吃猪肉和鸡的第四个月，“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西菜汤菜谱”： “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鱼虾一类就列了十七样，有莫斯科红烤鱼、咖喱大虾；牛羊肉有烤羊腿、牛扒、烩牛尾；汤有鸡蓉鲍鱼汤。这份菜谱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编者拿它讲的是工作人员多么周到。书里也说，他每天还是以中菜为主，夹上几个西菜，哪天吃了哪几样没有写。同一本书翻到第516页，讲的还是“他宁愿与人民同甘共苦”。 这张饭桌，外面的人看不到，他管得很紧。女儿李讷那几年住校，跟同学一样饿肚子，周末回家能吃到好东西，有一次她带了点回学校，毛泽东知道后说“影响不好”，还拍了桌子。他的管家偷偷拿了点他的食品回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写他传记的张戎说：“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 人们真的这样以为了。这个故事当年在高层一个传一个。叶剑英对回家吃饭的女儿说，毛主席跟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侨委副主任方方流着眼泪对一位华侨说：“毛主席已经三个月不吃肉了。”研究这场饥荒的历史学者丁抒说，“上行下效，互相传说”，很快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了。 连自己父亲饿死的人都信过。写《墓碑》的杨继绳是湖北浠水人，1959年他带着米赶回家，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父亲已经咽不下去，三天后去世。他后来写，那时“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看到毛泽东不吃肉的消息，他“曾经十分感动”。他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到2002年底，才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看到牛佩琮那通电话的记录，上面写明的理由是保证猪肉出口。 那时这个故事早已印成了书。1989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讲的这段事，由作家权延赤执笔印了两本。香港那本写的是“七个月没吃一口猪肉”，北京那本写的是“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少了一个猪字。后来流传开的，是北京这个说法。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问答书给了定论：“这表现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2021年的《人民周刊》写的还是：“他连续7个月没吃一口肉。” 提出人一律不吃肉、都拿来出口的是他，看过信阳的调查报告、说那是坏人当权的也是他。饥荒最重的1960年，中国还出口了二百七十二万吨粮食。这个故事把他讲成了和老百姓一起挨饿的人，一直讲到今天。 ——权延赤著《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36—37页 ——李银桥述、权延赤著《毛泽东卫士长杂记》，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前言及第636—637页；下篇，第842页（李先念讲话、柯政国事、1960年出口）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联经，2021年（上海会议、食用油禁令、1959年出口） ——汪东兴《毛主席关怀身边工作人员的成长》及毛泽东信，《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8、14—15页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信阳报告）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37—47页（信阳死亡数）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9页 ——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第240页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95—97、516页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增订版，第131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19页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方方、叶剑英之女诸事）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686页 ——孟红《毛泽东：餐饮节约上的家国情怀》，《人民周刊》2021年

1945年2月到7月，日本投降前夕，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楼下那间平时周末开舞会的小礼堂里，断断续续开了44次华北工作座谈会。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被从华北和各大区叫来的高级干部整整批斗了40天，批得他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后来在庐山上气得骂出一句粗话：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在这个总结八年抗战的会上，彭德怀被清算的头号大罪，不是他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也不是丢了哪座城池，而是五年前他指挥八路军打了一仗日本侵略军——百团大战。 作为抗日军队的副总指挥，打日本侵略军为什么会成了需要检讨40天的路线错误？答案藏在1937年9月八路军刚开赴山西时，毛泽东从延安发往华北前线的那一叠绝密电报里。 1937年8月下旬，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三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一共只有3.4万人。当时日军正大举南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催促八路军第129师赶紧开赴前线抗击日军。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专门解释什么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他在电报里把话说得很透：第一条就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蒋鼎文催促第129师上前线，要么是不懂游击战，“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三条是“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第四条只有十三个字：“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两天后，毛泽东再电朱德、任弼时，说第129师留在后方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还骂蒋鼎文催八路军上火线是“无知妄想”。 前线将领里当时还有人想跟日军打正面硬仗，毛泽东看出了苗头，在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去一道长电，严厉纠偏：“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毛泽东在这封电报里亮出了真正的底牌：“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 到了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更是连发三封电报。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里，他直接写下：“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紧接着，他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第二封电报里下令：“现拟请你们将现在晋东北红军全部暂时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在同日发出的第三封电报里，他再三叮嘱：“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正面战场守不守得住，“我们不负责任”；友军失守的地方越多，八路军去敌后圈地扩军就越便利。按着这个方针，八路军趁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死拼、华北农村大片空虚的时机，把部队撒向山西、河北、山东。出发时只有3.4万人的队伍，10月以后全力扩兵，短短两个月，到1937年12月底就扩充到9.2万余人，外加游击队2.5万人；到1938年底扩展到15.6万余人，1940年更是猛增到40万人。 对日军要“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但对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友军，八路军却一点也不隐蔽。1938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到任，试图恢复省政府对冀中、冀南行政公署的管辖。八路军调集主力，从1939年4月下旬起在河北对国民党部队实行各个击破。在消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部时，“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参战的八路军吕正操部马上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名义向蒋介石和重庆发出通电，反过来控诉张荫梧率河北民军向八路军攻击，“不得已乃出于抵抗”。短短几个月里，八路军在河北接连消灭或击溃张荫梧、石友三部，刘伯承、邓小平的第129师又在磁武涉林战役中歼灭国军第97军朱怀冰部，硬生生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国民党军全部赶出了河北。在山西，薄一波策动决死队发动“晋西事变”拉走部队，迫使阎锡山以汾河与八路军划界。 到了1940年秋，这种专打友军的战役在苏北达到了顶峰。10月上旬，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黄克诚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配合作战，在泰兴黄桥镇围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的第89军，四天激战歼灭第89军主力及独立第6旅一万一千余人，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达落水身亡，师长孙启人被俘。顾祝同在10月10日发给何应钦的密电里惊呼：“黄桥一役匪我伤亡极重，战况激烈为苏北空前未有”。毛泽东对这一仗大加赞赏，于11月19日亲自起草电报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夸奖说：“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他还在电报里一面盘算着拿胡宗南在关中的动向当借口（“待胡发动后，我即有理由进攻上述地区了”），一面命令黄克诚部“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11月下旬，刘少奇、陈毅再次发起进攻韩德勤主力的曹甸战役。整个抗战八年，无论是兵力投入还是歼敌人数，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都是中共军队规模最大的作战，只不过倒在枪口下的不是日军，而是中国自己的抗日驻军。 就在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苏北全力吞并友军的同时，毛泽东派往上海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正通过多重间谍袁殊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秘密接触。岩井英一在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第165页里写得明明白白：“某一天，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岩井随即安排袁殊带潘汉年去南京见了日军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潘汉年还由影佐引见与汪精卫见了面。而在华北战场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收录了大本营陆军部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对1940年以前华北局势的记录：“历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 正是这种“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的怪象，让身在前线的彭德怀坐不住了。彭德怀晚年在《彭德怀自述》里坦白交代了1940年夏天的处境：当时打完了反摩擦战役，华北到处都在流传两句话——“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彭德怀写道：“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为了堵住老百姓的嘴，“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彭德怀与朱德、左权在1940年7月22日拟定了破袭正太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一面报延安中央军委，一面调兵准备。延安迟迟不批，彭德怀“未等到军委批准”，就在8月20日夜提前下令开打。参战部队越打越多，达到105个团，遂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打响那一夜，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什么日军会毫无戒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里披露了一份极具讽刺意味的档案——1940年10月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在给日本陆军次官的报告书里专门检讨了“奇袭前的一般征候”。报告写道，日军在开战前其实早就收到了八路军大规模调动集结的情报，但之所以完全没当回事，是因为：“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换句话说，在华北日军各级指挥官的日常经验里，八路军大规模集结部队去打国民党中央军是家常便饭，谁也没想到八路军这一回竟然真的把枪口对准了日军的铁路和煤矿！ 即使如此，这场被宣传为“空前大捷”的百团大战，主要也是扒铁路、炸桥梁、烧井陉煤矿、拔除沿线孤立小据点。据日军《华北治安战》摘录的各部战斗详报：在八路军攻势最猛的第一阶段（8月20日至8月末），首当其冲的石太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至八月末，日军有六十人战死，伤者数倍于此”；第二阶段察南涞灵战役，驻蒙军统计日军“战死三百一十三人，下落不明三十一人”；第三阶段日军反击的第二期晋中作战，损失最重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阵亡七十一人，负伤六十六人，失踪二人”。但这一仗彻底惊醒了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调集重兵对华北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大扫荡。1942年5月大扫荡中，日军第36师团步兵第223联队派出益子重雄中尉率领的约100名穿便衣的“益子挺进队”，专门搜捕八路军首脑；5月24日黎明前在辽县郭家峪至麻田一带奇袭八路军总部，两千多人的八路军总部机关仓皇突围，副参谋长左权中炮阵亡。整个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阵亡了200多位将军，而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就是左权一人——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彭雪枫死于1944年河南夏邑八里庄攻打国民党军的战斗，另一位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则在1939年被自己人执行枪决。 百团大战引来了日军的扫荡，更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据《聂荣臻回忆录》和《彭德怀全传》记载，毛泽东极为不满地指责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还让蒋介石对八路军提高了警惕。自此以后，前线对日作战被管得更严。1942年秋，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到晋西北兴县前线考察，亲眼看到几支只有五到四十名日本兵的小警备队占着村庄准备过冬，周围全是数量占优势的贺龙第120师部队，却谁也不动手。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里写道，他下马跟八路军战士一块抽烟，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村子夺回来，战士向他吐露实情：“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到了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弗拉基米洛夫更在日记里记下了刘伯承在会上的大实话：“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 而在七大前后的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康生首先打了一炮，气势汹汹地指责彭德怀：“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会上集中火力批判百团大战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进入了困难时期。被批了40天的彭德怀，后来在《彭德怀自述》里检讨说：百团大战“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了蒋介石的作用。”到了文革中，造反派更是直接骂彭德怀打百团大战暴露力量，连皖南事变的罪责都要算在他头上。 1945年12月，延安总部公布了一张《八路军总战绩统计表》，宣称八路军八年作战99,847次，毙伤日军401,648人、伪军312,282人，加上新四军共作战12.5万余次，自称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单看这张纸面上的数字，平均每天要打三十多仗；可翻开档案底账，1937年出兵时毛泽东严令“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1940年唯一主动打了一次百团大战，前线主帅就要因为“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和“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了蒋介石的作用”被整整批斗40天，14年后在庐山上还要再被毛泽东拿出来“补足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八年里，那支从3.4万人膨胀到102.8万正规军的大军，枪口究竟对准谁的时候才真正被统帅部记作军功，彭德怀挨批的这四十天，比任何战绩统计表都算得更清楚。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21—22页 《彭德怀自述》第234—241页 《彭德怀全传》第2册第564页、第3册第1277页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上卷：战争岁月》第367—372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52、202、247页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8—469、477—478、486页 《新四军·参考资料 2》第316、779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239、360页；《华北治安战（下）》第177、181页 《百团大战史料》第411、425、432、434页 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第137、142页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限量发行·仅供研究）》第40、49、80、86—87、435、444、525、527页 《八路军·文献》第827页 《八路军·表册》第3、355—356页 《党史研究资料 第7集》第143—144页

每逢谈起权力监督，人们总会提起1945年延安窑洞里那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向毛泽东追问历代政权由盛转衰的“周期率”，毛泽东向他许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很少有人知道，仅仅十三年后的1958年3月16日，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散场，79岁的黄炎培和李济深领着队伍走上长安街，队伍里的人高举一颗红布做的大心，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把心交给党”。 当年在延安指望“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的黄炎培，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1945年7月，黄炎培和另外五位国民参政员一起飞到延安，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他在延安只待了九十五个小时。有一回，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黄炎培提出了困扰他六十多年的“历史周期率”——他看到历代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起初艰难困苦时“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可一旦环境好转、地盘扩大，就渐渐惰性发作、失去控制，最终逃不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兴起得很迅速，败亡得也很突然）的支配力，一部历史里“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 1945年7月他从延安回重庆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妻子姚维钧早早在观音岩等他。姚维钧是他前妻去世后，1942年续娶的。回家后，夫妻俩闭门谢客，由他回忆口述，姚维钧整理执笔，几天里写成了《延安归来》。姚维钧生的儿子黄方毅后来写，窑洞里那段问答，“出之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之于母亲姚维钧之笔”。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了无数青年投奔中共。 同去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里，傅斯年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回来后骂同行的人没有出息，骂得最狠的就是黄炎培：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黄炎培看得像清朝皇帝赏给大臣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拿它当护身符。 1949年3月，黄炎培夫妇到了北平，第二天晚上应邀去香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毛泽东伸过手来，一下就叫出了“姚维钧女士！”。新政协开幕时，带头喊“毛主席万岁”的就是黄炎培。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姚维钧当他的秘书，来往信件公函都经她的手，领导们之间传着一句话：“要找黄，先找姚”。 可是中共出兵朝鲜，事先不跟政协打招呼；接下来土改、镇反，宪法一拖再拖。这些事黄炎培都不敢质疑，只能跟着参加一次又一次运动。他为“统购统销”政策向毛泽东提过意见，说的是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随后就在人大内部的会上挨了批判。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整风，不久突然转向反右。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这些中共的老搭档，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不理解。1945年，中共还要靠这些党外名流对付国民党；到这时，毛泽东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反右越打越大，据后来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一共划了3178470个右派。写过信的人开始后悔。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运动，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厉害，他们认识到，唯一的生路是表示驯服。 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反对修三门峡工程，又在清华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花丛小语》，讽刺只会照着领导一句话机械执行、明知不对也不肯讲实话的风气。清华校长蒋南翔把《花丛小语》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什么话？”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标题下转载了这篇小说，拿出来批判。有一次毛泽东遇见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这一年，黄炎培前妻生的、还在世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黄炎培本人还没有被动。黄方毅后来写，“这对父亲的压力可想而知”。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他要大家“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他又说：“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 2月，全国人大开会，罢免了罗隆基等三十八个被定为右派的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 在反右的恐怖里，这些民主党派领袖觉得，光是表现驯服已经不够，必须献媚才能自保。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以后，黄炎培私下对儿子说过，他在三门峡上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在政治上仍会受困，要看开些。可是在写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信里，黄炎培表态和这个右派儿子划清界线。他说，一看到报上登的《花丛小语》，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是反社会主义的；他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各民主党派又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开一个向党交心的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了：“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3月16日开的就是这个会，名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沈钧儒当大会主席，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先后讲话。李济深和沈钧儒在开会词里向毛泽东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这场誓师是做给毛泽东看的，为的是躲开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靠着积极表态、带头交心，李济深和黄炎培换来了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去世。公祭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送了花圈。 第二年，文革开始。黄方毅写他的母亲姚维钧：“她成了父亲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以至令其最后以死来做抗争。1968年1月20日，母亲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20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父亲去了。”黄方毅说，她“只能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留给自己的四个儿女和她带大的两个孙子的遗嘱里写着：“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 ——黄炎培《延安归来》，收入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黄方毅《怀念我的父亲母亲》，《文史资料选辑》第157辑，第131—134页 ——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全新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97、134—135页 ——许水涛《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第21页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全集》第3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454—455页；《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毛泽东全集》第3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 ——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 ——宋永毅《恐惧和造假》，收入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与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田园书屋，2009年，第135、146页（开会词原载1958年3月17日《今日新闻》） ——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修订本，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年，第十七章 ——《清史稿·明亮传》（陀罗经被）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上海徐汇区日晖四村一户人家里，十九岁的残疾青年刘文忠坐在桌前，替他三哥刘文辉抄写一份一万多字的传单。刘文辉当时二十九岁，原是上海沪东造船厂的技术员。他从小跟着家里学太外公、清末书画大家胡公焘的书法，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字迹太明显，容易被人认出来，便让弟弟用复写纸替他抄写，一共复写十四份，每份十张信纸。 在那个家里，父亲和三哥都已经戴上了“反革命”帽子。父亲刘宗汉早年在友华银行、花旗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做高级职员，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储运厅当总务科长，曾押送救济物资交接给中共代表，其间被临时提拔做过几个月的国民政府“专员”。一九四九年他留在上海，帮军管会接收敌产，后来到船舶工业局工作。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徐汇区法院判处他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交街道里弄监督劳动、管制改造。父亲失业后天天在弄堂里掏阴沟、扫街，母亲靠变卖家产度日。十六岁的刘文辉辍学进了沪东造船厂，很快从学徒做到厂里的技术能手，每月拿六十多元工资，养活下面四个弟弟妹妹。他下班后步行十多里路去读总工会中专夜校、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学会了英语和俄语，给厂里的苏联专家当翻译。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刘文辉在船厂座谈会上给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提意见，揭发党委书记“生活作风腐败”，贴了大字报；他还曾在法庭上为父亲的案子辩护，抗议判决不公，和法官顶撞起来。虽然当时规定工人不划右派，厂里还是把刚满二十岁的他划成了右派分子。他从此常拿省下的钱去淮海路一带的旧书店买西方政治学和马列书籍，在书页上写满眉批。一九六一年右派摘帽后，厂里把团徽发还给他，他把团徽寄给了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革命干部”二哥，主动申请去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造船基地。嵊泗靠近公海，他每天在海里游近万米，把收音机改装后收听海外广播，计划弄船把兄弟们带出国。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一起来，一名原本约好一起偷渡的同伴举报了他。他一个人揽下全责，一九六六年初被嵊泗当地法院判为“反革命世仇分子”，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处管制三年。那年四月，他被公安人员押回上海家中，每天和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父亲一起，在日晖四村扫马路、清理公厕。 八月，红卫兵六次冲进刘家抄家。太外公胡公焘的书画被撕碎，家里的收音机被抢走，刘文辉攒下的几百本书被堆在院子里烧掉，红卫兵一边烧书一边把他捆起来毒打，又把花园掘地三尺。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到了夜里，等邻居都睡下，刘文辉就叫弟弟刘文忠把上班骑的自行车悄悄推到小区外面停好，自己骑车去交大、复旦、同济看大字报，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有一回，他在同济大学看见一张大字报，一个“右派”在上面写“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重演，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红卫兵把这张大字报当成“反面教材”贴了出来。他回来跟弟弟说，现在大学里已经失控了，要是把批驳“十六条”的文章匿名寄到各个大学去，说不定也会被当成“反面教材”贴出来，让大家看到。 八月里，他先写了两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里面写道：“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国缔造了一个谎言王国……”他撬开家里红木家具的板面，把这两本小册子藏了进去。九月二十七日，他又花了三个昼夜写成万言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在里面写： “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 他在第五条里写：“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在第十六条里写：“毛泽东这位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他跟弟弟讲了自己的打算：把文章抄成十四封匿名信，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从杭州寄往全国八大城市的十四所大中院校。他问弟弟：“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劝过三哥，说这件事不光你要杀头，还要株连家里。刘文辉说：“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士。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知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刘文忠从小由三哥抚养长大，便应了下来。抄写时，刘文忠写到“毛泽东”三个字，手抖得握不住笔，笔一次次掉在地上，怎么也写不下去。刘文辉在旁边看着弟弟心惊胆战的样子，说：“算了，我改一下吧。”他拿过稿子，把寄出的信里所有的“毛”字都改成了“冒”字，刘文忠这才一笔一笔抄完。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刘文忠背着抄好的十四封信，从上海坐火车去了杭州。他头一回去杭州，下车后在街上边走边找邮筒，看见一个邮筒就投一封，寄往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十四所学校。投完信，他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那里才发现寺院早已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一摸背包，发现包里还漏了最后一封信。他在灵隐寺外向一位戴红袖章的妇女打听邮筒在哪里，那位妇女抬手给他指了指，他便把最后一封信投进灵隐寺外的邮筒，坐车回了上海。 五十多天后刘文忠被关进看守所，同号一个进牢前在公安局工作的狱友告诉他，当时没有私营企业，所有的信纸、信壳和邮票都是国营印刷厂生产、由新华书店等国营商店出售的，信纸与信壳上都有编码，懂行的人一看编码，就知道是哪家印刷厂印的、哪家商店卖的。而在那之前，八大城市的十四所院校收到匿名信后上报北京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将此案列为重大案件在全国搜查。十月过去一个多月，刘文辉见外头没有动静，以为没事了，便同意十九岁的弟弟像别的年轻人一样出去串联，顺道去四川找四哥、再去云南边境的五哥那里探探偷渡的路。刘文忠后来听说，他那次去串联是案子直接被破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是“反革命”子女，一离开上海去北京串联，单位马上向上海市公安局作了报告，正撞在全国搜查此案的枪口上。 刘文忠刚到四川，四哥就告诉他，三哥来电催他立刻回上海。他赶回家，三哥说公安局已经上门两次，单位造反派也来过，让他劝弟弟赶紧回来，否则厂里就要开除。公安局并没有提匿名信的事，只是等着把兄弟俩一起抓捕。十一月二十六日，刘文忠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警察就上门抓人。先铐的是刘文忠，他吓得慌了神，三哥在旁边对他说了一句： “兄弟，冷静一点。” 刘文忠回过头，看见好几个警察围住三哥，把三哥也铐了起来。兄弟俩先后被押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家里红木家具板面里藏着的两本小册子也被搜走。刘文忠当时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头看的那一眼，就是他和三哥的最后一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二月下旬，上海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三月九日下午四时许，刚满三十周岁的刘文辉被法警押进一间不到五平方米、与外人隔绝的私堂。检察院一名人员当场交给他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同一个人代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写着：刘文辉“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的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发源地’；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他的上诉书刚刚写好，仅隔两个小时左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月十八日，有人到监狱催逼他，说明天或后天就要开群众大会，要他态度放老实点，视态度决定改判与否。三月二十日，手脚戴着镣铐的刘文辉趁写申诉信的机会，在两张纸的正反面密密麻麻写下一份遗书，刺血签名，悄悄塞进自己的棉被絮里。他在遗书里记下了五平方米私堂五分钟宣判的经过，接着写道： “文忠弟关在一所，他不会死。视杀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遗书末尾写道：“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 三天后的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全市造反派庆功大会，为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献礼”。刘文辉在会上受审后被押赴刑场枪决，成了文革中上海第一个按《公安六条》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公判前两个小时，父亲刘宗汉被押到工人新村批斗现场，从广播里收听儿子即将被枪决的实况。几百名邻居和造反派把刘家围得水泄不通，推倒花园篱笆，砸碎门窗。刘宗汉被打得头破血流，戴着高帽子跪在家门口，脖子上挂着写有“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厚木牌，背上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名字上都用红笔打上叉。下午三点多，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周岁的外孙女从医院看急病回来，派出所民警冲在最前面，朝着母亲高叫： “快快交出一角五分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 警察拿到一角五分钱子弹费后，挤出人群，指使门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人群抓起地上的泥巴和垃圾朝护着婴儿的母亲身上扔，十多岁的外甥上前护外婆，被红卫兵揪出去打了一顿，家里另外三个四岁、六岁、九岁的外甥吓得躲在床底下大哭。当天夜里，大姐流着泪把死刑判决书轻声念给父母听，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整夜。枪决刘文辉的公判海报，据说全上海张贴了二十四万份，日晖四村弄堂口和刘家大门墙上都贴着。没人敢去领他的骨灰，只在按旧例领回死囚自备的衣被遗物时，藏在棉被絮里的那两张刺血签名的遗书才得以留存下来。不久，造反派以这家出了“杀、关、管”三个反革命为由，没收了刘家的住房，把七十岁的父亲赶上街头。 关在牢里的刘文忠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两年后被拉出去批斗时，他才知道三哥早已被枪决。他在第一看守所关了四年多，在上海市监狱关了四年多，又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关了四年，前后坐牢十三年。 一九七九年，刘文忠从白茅岭农场平反回到上海。父亲刘宗汉也拿到了摘掉二十五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平反书。可是同一年三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却下达裁定，驳回了家属对刘文辉案的申诉。家里人强烈抗议：为什么同一个案子，抄信投信的弟弟刘文忠平反了，写信批驳文革的哥哥刘文辉却被驳回？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否定，为什么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文革的刘文辉不能平反？上海高院驳回的理由是：刘文辉不但反文革，还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刘文忠后来回忆说：“79年时的平反条件是‘反文革可以，反毛泽东不行’。” 此后的三年里，刘文忠兄妹四处奔走申诉。父亲曾指着家里挂的毛泽东像偷偷对小儿子说，要跟毛比谁活得长，咬牙等到还他和儿子清白的一天。后来家属托人把申诉信交到北京高层手中，随着中央内部对毛泽东评定发生变化，加上有关负责人认为刘文辉是上海文革中最早被枪杀的人，而“四人帮”里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个上海人涉案，不平反在上海人心中过不去，北京有关部门发函要上海高院重新复查。 一九八二年一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认定传单的主要内容系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路线不满，虽有某些错误认识与偏激言词，均不构成犯罪，原审认定的各项反革命罪名均属不实之词，撤销一九六七年的死刑判决和一九七九年的驳回裁定，“宣告刘文辉无罪”。 父亲刘宗汉接到这第三张平反书的时候，眼睛已经瞎了，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只叹了一口气：“老天爷总算给了刘家一个公道。”此后多年，刘文忠和家人一直想查阅当年被公安局收走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原稿和那两本小册子，始终未能如愿。内部人员告诉他们，刘文辉的档案资料不可能给家属看，因为林昭狱中资料流出的错误，有关部门不会再犯了。 ——刘文忠《一生背负着辉哥的灵魂行走》（主讲实录，内附1967年3月20日刘文辉遗书全文及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影印件），载孙怒涛等主编《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上卷）》，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第440—458页 ——连曦《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69—70、77、96、110页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162、175页（引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8年，第90—91页）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2、596—598页

1942年1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陕北绥德地委大院里一间窑洞的门被轻轻推开。从清华大学投奔延安的年轻女编辑韦君宜带着一岁多的孩子住在这里，正躺在炕上睡不着，进来的是丈夫杨述。杨述原是四川地下党员，1939年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时曾当众吞下秘密文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经周恩来保释出狱来到边区，此时却在审干中被打成特务，关进“整风班”，每天天不亮被押去无定河边干活。他趁看守不备偷溜进大院，压低声音对妻子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说完便匆匆推门走了。可又过了一阵，韦君宜走进整风班，隔着木板桌，旁边还有别人，对杨述说的只有一句话：“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 一个人从赌咒发誓“我决没有那些事”，到痛哭着低头认罪，再到把熟人、同事、同学甚至夫妻一个个咬进特务名单里，是从填表和写自传开始的。 就在杨述被押去无定河边干活的那个12月，延安中央总学委发出了《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发动每个干部填“小广播”登记表。毛泽东在1943年6月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里总结这条经验说，每个干部都要写反省笔记和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还要发动全体人员填写“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只要做到这几点，“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在审讯室里，自传成了套住受审人的第一道绳索。康生规定，每个受审人都必须写三次自传——刚来边区时写一部，整风时写一部，到了反省机关再写一部，不仅要写个人简历，还必须写出所有社会关系和各个时期的证明人。审讯人员把三部自传摆在一起逐字对照，只要时间、地点或人名有一点出入，就作为隐瞒、欺骗的罪证，再当场命受审人“填月表”，向他连珠炮似地提出“一万个为什么”，日夜轮番追问，直到受审人越说越糊涂，自己也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抓人并不需要先有证据。韦君宜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听到一位副校长讲他们批斗人的原则：“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整风审干组长的温济泽也抵制逼供，学委一位分工具体领导审干工作的干部找去质问他：“别的组查出了特务，为什么你们组一个还没有查出来？”温济泽说：“你说某某是特务，请把证据告诉我。”那位干部勃然大怒：“把证据告诉你，还要你审查什么？”并拍桌问：“你站到什么立场去了？” 温济泽答了一句“我站在党的立场，实事求是立场”，过了几天，那位干部召开全编辑部的党支部大会，宣布副刊部是一个特务也抓不出来的“白点”，“今天晚上要让大家看看有大特包庇小特务”，当场由一个前几天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人大着嗓门站起来揭发，说温济泽是他叔父、国民党宝鸡专员兼保安司令温崇信派来延安搞破坏的特务。 谁敢在会场上替受审人说一句证明话，当场就会被拖下水。西北党校27岁的文化教员张宣曾在四川地下党工作，在审干大会上被中央党校派来的张平化、孙志远公开点名为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到了第六、七天，高岗来到会场，把脚往凳子上一踩骂道：“张宣，你不但是特务，还是军事特务。”张宣交代说，自己曾把一封介绍党的关系的介绍信放在贴身短裤的小口袋里，外面套着长裤，去公共厕所解手时不小心掉进茅坑冲走了。高岗听了一拍桌子说：“胡说，你不要欺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去过许多大城市，西安也去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短裤里面还有什么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台下几百人里，突然有个浙江口音的人站起来说：“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的。”高岗转过头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我叫朱×忠，十五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把高岗顶得没话说，结果朱×忠当晚就被抓了起来。大会斗到第八天，张宣实在没有办法，就照他们讲的口供承认了。当晚看守就给他送来小灶伙食，有炒肉丝、大米饭和鸡蛋汤。过了几天张宣写信翻案，随即被抓进保安处关了起来。 除了车轮战、假枪毙，以及在枣园看守所里不派正式审讯员、“四个人关在一起，让其中的三个人逼一个人”，各单位还发明了被称为“雷公劈豆腐”的攻心战术：先集中力量专攻动摇分子，等身边的人一个个上台坦白、戴上大红花、吃上花生红枣，剩下的“硬骨头”陷入彻底孤立，连平时受人敬重的长者也会出面劝你低头。中央妇委一名不到二十岁的余姓女干部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在杨家岭礼堂从头天晚上一直批斗到第二天天亮，主持人威胁“不坦白，加倍治罪”，小余死也不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拄着棍子来到会场，看着眼前的批斗场面难过得流下眼泪，哭着劝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小余最终哭着承认自己是来延安搞破坏的特务。 宣传部长李华生此前在地委全体干部会上作过报告：国民党在监狱里搞“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人变成特务，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一例外。这时他又找韦君宜谈话，告诉她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要她去整风班“劝说”杨述。韦君宜曾上书毛泽东为丈夫伸冤，也无结果。在这时，她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她答应了李华生，走到整风班的木板桌边，对着丈夫说出了那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夫妻俩隔着桌子放声痛哭。 可是在抢救运动里，光承认自己一个人的罪名是交不了账的。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文件一方面批评内战时期的“逼供信”，重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等九条方针，强调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至今未杀一人”，“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但同一份文件开篇便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并且明文规定：“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 怎么证明自己已经转变成“革命的锄奸干部”？当时的审干总结档案记下了审讯机关通行的推论链条：“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有干部问康生，是不是对交代好的予以宽大释放？康生马上回答：“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 在这种不交出同伙就“交不上卷”的规矩下，要想从受审席上站起来，就必须把别人咬进去。 中组部审讯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时，先诈称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组织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长郭晓棠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随后把一条麻绳放在杜征远面前：“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审干人员立刻追问“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拿到杜征远被逼指供的口供后，有关部门反过来把正在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等河南省委负责人一举全部打成“红旗党”特务。 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国内部编辑的李锐，1943年4月突然被抓进保安处。咬出他的人，是他的武汉大学同学、原成都市委书记魏泽同。魏泽同在中央党校一部被逼承认是特务后，必须交代上线和同伙，便咬了李锐，说李锐是他的上级；接着又咬了和他坐一个车进延安、一起在党校一部学习的杨第甫。事后魏泽同对杨第甫说了实话：“我们一起进延安的，都一样，你没有事，好好地在那里学习，我他妈的在这里受罪。”到了7月，保安处把窑洞门打开，开抢救大会，一个从武汉来的女中学生上台坦白，只因知道李锐在武汉当过秘密学联头头，哪怕根本不认识李锐，也在台上乱咬一气，指认李锐也是特务，当场把李锐揪上台去。李锐毫无办法，只能在台上连声说：“好，好，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表了态才被放下来。 在韦君宜所在的绥德，互咬的链条从学校一路烧进机关和家庭。1943年9月，绥德师范连开近一星期控诉坦白大会，实验小学教师白国玺不仅交代特务组织指使他在厕所墙上画猥亵画，还揭发爱抽大烟的绥师语文老师栾丁生是“六县特务头子”，并在两天之内“挽救”了二十二个人；大会主席当场宣布白国玺不再是特务，恢复“同志”称呼。绥师女学生被挖出按年级编成“美人队”、“美人计”、“春色队”，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韦君宜奉命把一名女学生的坦白稿冠以《我的堕落史》登在《抗战报》上，此后各地送来的坦白稿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岁的，一直挖出六岁的小特务。后来报社新来一位年轻的女文书，她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韦君宜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淡淡一笑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紧接着，在绥师任教的四川大学生郭奇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坦白自己埋着暗藏的手枪，咬出当年送他进边区的成都地下党负责人韩某人是他的特务上级“大阎王”。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当场宣布：“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后来，杨述在绥师礼堂作“坦白”了。他说自己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特务下级，任务是当“路线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包括主张中学要办得像南开中学那样的“南开中学论”、说党内有自己一套人情世故的“党内人情世故论”等），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这套说辞居然过了关。邻居梅某后来也上台坦白，全盘照抄杨述的创作，自称“策略特务”。 可杨述不咬别人，别人却不得不咬他。同样从四川来的党员杨明生，他的妻子被人说服后，承认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并供出她自己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然后回家去劝丈夫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而在延安县，原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只因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学过外语，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他在延安县川口区当宣传科长的妻子蓝琳彬在曹轶欧的诱供套供下，也只好跟着丈夫的罪名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兼“意大利特务”的三面间谍。 到了最后，连审讯员和受审人、关押在同一院里的上下级，都不得不凑在一起合伙编造特务组织。韦君宜的一位同学裴××奉命审讯一个“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可又交不了账，两人竟坐在一起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是1937年为抗日办起来的，绥德1939年以前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后来成了边区的一部分，书店还叫“抗敌”，就被说成“不是对抗共产党，又是抗什么”，书店的人也被打成特务。书店干部杨春熙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能跟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急得无法可想。放风的时候，一起关在院里的书店常经理趁看守不注意，走到他跟前悄声串供：“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杨春熙忙问：“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吐出三个字：“你组织！”杨春熙回去照此招供，跟常经理等人的口供对上口径，这才过了关。 1944年4月，毛泽东找来李克农、周兴和师哲，说送来的口供“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命他们告诉犯人“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随后又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向受审干部脱帽鞠躬，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在绥德的甄别平反大会上，当杨春熙站起来讲出放风时常经理给他分派“复兴社组织”那段经过时，听的人含着眼泪笑不可抑。当时，韦君宜和杨述两人私下议论了一句：“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 韦君宜《思痛录》第8—20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9—95页；《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208—217页；李锐《李锐口述往事》第130—139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84—192页；温济泽《延安整风中的艾思奇》（《炎黄春秋》1996年合订本）；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419—420、507—526、578—580页。

每次官方公布反腐通报，外界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打虎有没有指标”；如果翻开 1952 年初的中共中央电报底本就会发现，当年的“打虎预算”不仅白纸黑字写在文件里，而且隔几天就要翻倍追加。 1952 年 3 月 12 日，南京召开“大专学校文化科学机关反贪污斗争大会”，打虎队把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总务科长殷维翰和青年地质学家谢学锦等一群“老虎”蒙上眼睛，押到南京大学的大会场上。在此之前，殷维翰已经历了轮番毒打：“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举起，一站几小时。……八个人打我一个，边打边踢，踢了这边踢那边。”打虎队甚至把他的老父亲从上海弄来劝他坦白，又动员他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写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脱离父女关系”。到了南大会场的一片吼叫声中，谢学锦彻底放弃了抵抗，他后来回忆：“在会上一片吼叫声中，我也跟着胡说八道。别人说（贪污）一亿，我也说一亿，别人说一百亿，我也说一百亿。唯独殷维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见到的骨头最硬的一个人。我眼看着他被铐上拖走了。” 为什么连科研院所和大学里都在逼人认下“一亿”“一百亿”的巨款？先看为什么要定指标。 1951 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已经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多半，把全国财政拖入严重危机。周恩来后来在政协常委会上把话挑得很明：“从去年十月号召增产节约一直到三反，是一条线发展的，方向就是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1951 年 12 月，薄一波在政务院第 114 次会议上报告：“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中贪污者占 28%，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 40%，共贪污 53 亿（旧币），平均每人 106 万元。”中央据此认定，财政亏空是因为机关内部藏着大批贪污分子，只要发动运动把赃款挖出来，就能填补军费窟窿。 紧接着，河北抓出了挪用公款 172 亿元（旧币）的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人的确挥霍腐败，但他们之所以能调动上百亿资金，是因为手里掌管着中共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刘、张二人，紧跟着由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一举废除除港、澳以外全国所有的“机关生产”，勒令各地把“小金库”悉数上交中央财政。杀刘、张在宣传上被塑造成“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实际账面逻辑却是砍掉地方的“小金库”以保中央的“大金库”。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工部部长刘仁就在忙着为进城的高层挑选王府和豪宅，这些特权在“三反”中毫发无损。 既然目的是挖钱填窟窿，指标又是谁定的、怎么定的？答案是毛泽东亲自发电报，按部门、按人口、按军队编制层层下达。 1951 年 12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先说了要杀多少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2 月 30 日，他规定中央、大区、省市三级部门在 1952 年头四个月必须每月向他作一次报告，好看出谁积极、谁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原因，他写的是“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12 月 31 日下午，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部长至处长级数百人扩大会，宣布限期 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发动坦白检举，1 月 11 日交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毛泽东在 1 月 4 日的电报里写道，高官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 到了 1952 年 1 月下旬，毛泽东开始直接派发“打虎预算”（当时定贪污旧币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分别折合新币一千元与一万元）。1 月 23 日，他在电报中批评“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看法：“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随后的二十多天里，中南海发出的电报，数字一封比一封大： 1 月 24 日，毛泽东批示西南军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1 月 25 日，他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十九兵团下指标：“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 2 月 4 日，他把河北的指标推广全国：“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虎二千三百只，大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自己的打虎计划。” 2 月 7 日，他严词驳回中南军区的计划：“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 2 月 11 日，他又拉华东局压中南局和华南军区：“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 在罗瑞卿亲赴武汉、广州督战后，中南局在 2 月 13 日把计划猛增到“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毛泽东于 2 月 17 日立刻转发全党：“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上面定下“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下面没有老虎怎么办？只能无中生有、酷刑逼供。 原本不经手多少钱财的中国科学院也分到了任务。物理学家严济慈在抗战期间曾因帮助美军解决技术难题拿到一笔酬金，抗战胜利后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套房子，在运动中就被作为贪污对象“打虎”，严济慈懂得运动要挖钱的道理，把那套房子缴公才得免于处分。1950 年刚从美国归来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院长张华麟，其妻子只因拿过公家一枝体温计就被打成“老虎”，她受不了斗争会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用一条长围巾自缢身亡，张华麟还被逼着在全院大会上就那一枝体温计替死去的妻子作检查。 在基层单位，为了凑齐上级摊派的数字，刑讯花样百出。毛泽东 2 月 2 日刚批转陆军第十军打虎报告号召全军看齐，仅隔一周（2 月 9 日）就不得不批示：“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山西富家滩煤矿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仅“硬”办法就有 17 种，包括用棍顶下颚、坐反椅、跪板凳、头抵墙、头顶碗、两手举木棍、不坦白不叫上厕所、手铐加木塞等。甘肃省镇原县委向各区下达打虎数字任务后，县上用了十七八种肉刑，区乡更动用五十五种刑罚，全县近三百人受刑、21 人自杀。最极端的是淮北盐特区：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总共 955 人，竟打出大小“老虎”282 只，其中遭受肉刑逼供的就有 218 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样多至一二五种，残酷程度骇人听闻”，造成 7 人死亡、13 人自杀未遂、19 人被打伤甚至终身残废。 那么，这笔靠层层追加预算打出来的账，最后收到钱了吗？ 先看南京大学会场上那群认下“一亿”“一百亿”的学者。谢学锦回忆了一个极荒诞的收场：“运动进入退赃阶段，打虎队才慌了手脚，哪来赃？到哪里去弄几百几千亿的赃？后来，我们解脱了。”硬骨头不肯乱认的殷维翰却被关进了监狱，直到 1983 年才由地质矿产部政治部平反，结论是“纯属错案”。 再看全国的总账。1952 年 10 月 18 日，安子文向中央提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383.6 万多人参加运动，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 120.3 万多人；运动中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最高达 29.2 万多人，复核后剩下 10.5 万多人，减少了 65% 左右（其中华东区下降了 83%）。报告自己拆解了“老虎”缩水的原因：由于追算时间过长、折算标准不统一、折价过高而成为“老虎”的约占 33%；小贪污打过头成为“老虎”的约占 47%；把公私不分、失职、浪费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算成“老虎”的约占 15%；根本没有贪污、完全打错了的约占 5%（河北最高，占 10.54%）。 历史学者杨奎松指出，安子文这份 10 月中旬的报告，不包括 10 月以后各地复审翻案的数据。前述淮北盐特区的 282 只“老虎”和乌鲁木齐公安局甄别的 43 件案子，复查后 100% 不能成立；苏南地委原打出的 5471 只“老虎”，最终销案率达 76.2%。报告也不包括当年被各级领导强行压下、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的冤案，比如被毛泽东在 1952 年 2 月 8 日亲自批示“像朱由芹一类的人要严惩”的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朱由芹，蒙冤 28 年，直到 1980 年 4 月才获总政撤销处分。 至于人命账：毛泽东最初预计全国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最后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只有 42 人（内含杀人犯 5 人）、死缓 9 人。真正的惨剧发生在刑场之外——据青岛市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 172 人；丁抒《阳谋》引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何济翔的记述，“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 500 余人；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中则估计，全国在“三反”“五反”中自杀者约有三十万人。 再看最核心的那笔财务账（旧币，一万元合新币一元）。安子文在 1952 年 10 月的结案报告中交出了底数：“全国被贪污的赃款赃物六万亿元，现已退回二万亿元，占百分之三十四；其余的估计除少部分尚能追回外，相当一部分……的确已无法追回……对于确实无法退出者，则应主动免追。” 其实早在 1952 年 1 月下旬，当发现从机关干部身上打出再多“老虎”也挖不出多少真金白银来填补朝鲜战场的军费窟窿时，毛泽东便于 1 月 26 日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向真正握有资金与物资的私营工商业者发动“五反”运动。 —— 《毛泽东全集》第 31 卷，张迪杰主编，润东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6–77、165、188–189、252–258、293、314、343、353、366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0–343 页（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1–301 页 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修订本），香港开放杂志社 2007 年版，第二章〈“三反”、“五反”，下指标逼供信〉 何殿奎：《“三反”运动中的“打虎预算”》，《炎黄春秋》2012 年第 12 期，第 27–33 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四十二章〈恢复国民经济〉

一九三九年夏天，莫斯科。贺子珍跟不会说俄语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一次的读报。读报员念到一篇毛泽东访问记，作者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文章里写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给客人送行。 贺子珍才是毛泽东的妻子，她离开延安快两年了。那以后几天，同屋的人看见她整夜翻来覆去。不久她收到毛泽东一封短信，开头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结尾一句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十年的婚姻到这里结束。她十八岁在井冈山跟了他，走过长征。长征路上敌机把她炸得只剩一口气，弹片留在头上和背上。 她是怎么到的苏联，大陆的传记和回忆录这样讲：她性子急，自己非走不可，毛泽东还一路捎口信叫她回来。实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常去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窑洞，和她的年轻女翻译吴莉莉谈诗。一天晚上贺子珍冲进去大骂，毛泽东扇了她嘴巴。她抄起东西打毛泽东，打那两个女人，史沫特莱一拳打肿了她的右眼。 中央决定把这件事压下去，让贺子珍、史沫特莱、吴莉莉都离开延安，出面说服贺子珍服从。那几年延安高层另娶的不止他一个，组织常这样出面给原配做工作，要她们为革命让路。对她的说法是，去苏联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她怀着孕走了，一岁的女儿留在延安。她刚走，从上海来的女演员江青就到了毛泽东身边。 到了莫斯科，她在严冬里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活了六个月，得肺炎死了。她常坐在埋孩子的土堆前的长凳上，低声喊他的名字。 她后来为什么回不来？延安高层多数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当时的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写信劝他，他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政治局最后同意了，条件之一是他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解除以前，江青不能用毛夫人的名义出面。贺子珍是从井冈山一路跟过来的人，大家同情她，她一回到延安，这桩婚事就没法收场。毛泽东不希望她回国。和她同去的人学完回国的时候，延安特地发来电报，命令把她留在苏联。大陆出的一本传记写到这里，只有一句：“由于特殊原因，贺子珍被留在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初，女儿娇娇被送到苏联，这年四岁。五十多年后，娇娇（后来改名李敏）还对朋友讲那天的情形。妈妈高兴得故意一遍一遍问她：“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我是娇娇，来找妈妈。”“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那年六月德国打进苏联，她们被转到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收的是各国革命者的孩子。贺子珍不懂俄语，在院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只领四百克面包。杨开慧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在这个院里，叫她贺妈妈。她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她屋里来，她和娇娇平时省下黑面包，星期五买土豆，星期六煮上一锅，等他们来吃。 她几次写信给共产国际要一份工作，只求有饭吃。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了，她还不知道。新来的院长玛尕洛夫训斥她：“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人一点点垮下去，火气常撒在娇娇身上，院子里的孩子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声。 后来娇娇进了院里的孩子班，得了肺炎。战时缺医少药，孩子呼吸微弱，浑身抽搐，医生认为她已经没了，要送太平间。贺子珍赶来，一把抢过女儿抱着不放，医生怎么说也不撒手，硬是把孩子带走了。她卖掉身边仅有的衣物，换来奶粉和冰糖，又用土豆换来半杯牛奶，撬开孩子的嘴，一点一点往里灌。娇娇活了过来。 孩子刚能下地，院方就要她马上回孩子班。贺子珍说什么也不放，两边吵了起来。院里的人说她是疯子，要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和她同住过一屋的蹇先任说，她是“由于不懂话，意思表达不出来发急，竟被误认为是精神失常”；在儿童院工作过的韩铁声则说她确实得了病。院长强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被从屋里拖出来塞进汽车，撕心裂肺地嚎叫。七岁的娇娇吓得跑出去，躲进了树林。 精神病院里，她被剃了光头，逼着吃治精神病的药。她越反抗，药给得越多。吃下去手脚没有力气，人也昏昏沉沉。为了少吃药，她只好装作驯服，对医生承认自己确实有病。护士发药要亲眼看着病人吞下去，再叫病人张开嘴检查。她学会了把药压到舌头底下，或者含在腮帮边上，喝口开水装作咽了，等护士走开再吐出来。即便这样，她还是被逼着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剂量药。 和她前后去苏联的还有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博古的夫人刘群先。这两人也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再没有下落。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到苏联养病，了解到她被关在精神病院，向国内作了报告。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又多次申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她才被放出来，交给他们照看。娇娇被带去见她，后来回忆：“进到房间，我见到一个中年妇人。我差点吓昏过去！这不是妈妈吗？苍白、瘦弱、衰老！即使是笑容也很孱弱，而且两眼无神。” 两个月后，她们坐火车回国。她去苏联是为了取弹片，十年过去，弹片一块也没有取出来。 回国后她先住在东北。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了北京，不让她去，她一个人在外地住了很多年。她写信要见他，秘书叶子龙把信递上去。叶子龙回忆，他“沉默良久，把信交给我，没有说一句话”。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他“怕和她见面吵架”。 他们只再见过一面。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到庐山开会，她住在山下的南昌。井冈山时的老战友曾志去看她，见她不到五十岁已经像个老妇，天热只能拿凉水泼地，提起他一口一个“毛主席”，说话有条有理。曾志回山告诉他，她精神很正常，过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他沉思片刻，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又交代“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把她接来。 派去接她的是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水静，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他知道她经不起这个：女儿告诉过他，一九五四年她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缓过来。水静对她说，南昌太热，省委请她上山休息几天。她一路说说笑笑。晚上九点，她被领进屋，看见他站在面前。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哭着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又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王明是当年和他争权的对手。他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有毒，拿走了三瓶。分手时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她一下楼，他就把水静叫上楼：“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又说：“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水静当晚把药拿了回来。那一夜，贺子珍对水静从井冈山讲到苏联，讲了一整夜。 第二天她在房间里等着。来的是一个工作人员：“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她被送下了山，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 事后曾志问他，久别重逢感觉如何。他叹气摇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 他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她发病比哪一次都重，连女儿都认不出来。在南昌，她蓬头垢面地跑到省委大门口，要问清楚是谁从中作梗，不让她和主席再见面。有一天下着大雨，她站在雨里，对着省委的大门，淋在身上也浑然不觉。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 此后二十五年，她的病反复发作。一九六五年，曾志在上海又见到她，她对曾志直说，主席不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曾志写道：“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一九八四年，她去世了。 ——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4、128、167—170、424—425页 王桂苡《伟人之女李敏的近情往事》，《炎黄春秋》1993年，第55—56页 耘山、周燕《革命与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371—379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373—374页 蹇先任回忆，《革命史资料》第15辑，第144—145页；韩铁声《旅苏廿四年》，《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92—193页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何方访谈刘英（1999年），《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第13页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331—332页 《听杨尚奎夫人水静讲述毛泽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65辑，第203—204页；《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见面记》，《世纪风采》，人民网

课本里的井冈山是星星之火，是红米饭南瓜汤。井冈山脚下宁冈县的红色政权，是在一场当众杀人的大会上成立的，被杀的是县长张开阳。 1928年2月，毛泽东带的工农革命军攻下宁冈县城新城。张开阳化了装想跑，躲进西门外的水沟，被暴动队长文根宗捉住。人们围上去，要向他讨还血债。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分开众人，说：“留下活的，好拿到大会上去审判。” 俘虏兵是另一回事。部队押着俘虏从新城回茅坪，路上有人打骂俘虏，甚至开枪打死俘虏。第二天，毛泽东当着军民讲俘虏不能杀，他说：“俘虏兵不能受到虐待，更不能杀。”还定了规矩，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想走的发路费。定这个规矩有实际的打算。他后来向中央报告：“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放回去的人，能把敌人所说的“共匪见人就杀”立即打破。 县长留到了两天后的大会上。2月21日上午，宁冈县砻市的河滩上聚了近万人。主席台是十几个禾桶架着门板搭的，上面挂一块长红布，写着：“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审判反动县长张开阳大会”。 当地干部苏兰春在场，他后来回忆：“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审判还没有开始，杀人的架子已经打好了。 十点左右开会，鞭炮锣鼓一齐响。台上坐着毛泽东、工农革命军的干部宛希先、绿林头领袁文才、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毛泽东讲话：“今天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从此，宁冈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贫苦工农要自己当家做主了！”他把文根宗请到台前。文根宗是长工出身，县主席是毛泽东提议由他当的。毛泽东说：“就是他，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张开阳，立了头一功！从今天起，他就要担任大家的工农兵政府主席”。台下阵阵掌声。 最后一项议程是公审。四个赤卫队员把张开阳押到台子右边，架上一米多高的三根木架。文根宗当上主席的这一天，当众念了张开阳的罪状，以县政府的名义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中共党史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接着写：“台下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一拥而上，你一刀，我一矛，把张开阳戳死了，结束了他反动的一生。”苏兰春的回忆也是这样收尾：“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文根宗念了哪些罪状，党史书一条也没有列。张开阳是县长，县城的监狱里关着共产党员和群众。 两天前才讲俘虏不能杀，这一天当众戳死县长。杀县长是另一种打算，要把人吓住。一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过：“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讲到杀人，他写：“枪毙一个，全县震动”。近万人看着，就是要全县震动。 这样的杀法也不是头一回。二十八天前，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也是一个挑大粪的人当主席，也是毛泽东讲话，会后处决了当地绅士郭渭坚。主席台两边的对联，是宣传人员拟好后毛泽东挑出一副、亲手改了几个字的：“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加利；看今朝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这样的大会，台上的袁文才也看在眼里。他在这一带占山多年。写毛泽东传记的张戎说，组织大会看杀人，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文才和山上另一个头领王佐也被吓住了，让毛泽东坐了第一把交椅。 这样杀人还有一层用处。枪毙一个人只要一个兵，这回是一群农民一拥而上。动过手的人，旧政府回来时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他，只能跟着红军走到底。 一个多月后，旧政府那边的人就回来了。三月下旬，部队调去了湘南，宁冈没有了兵，跟着革命的老百姓就遭了报复。张开阳的老婆逃到吉安，请来一营兵打回新城，烧了县衙，第二天进了茅坪，烧掉三十多幢房子。茅坪乡政府的秘书谢甲开留到最后催乡亲进山，被抓住，砍去双臂，剖开胸腹。 台上的人，下场也不好。这一带的本地人和外来的客家人有几百年的世仇，革命队伍里也分成两派。文根宗是本地人，当主席不到三个月，就被客家一派逼下了台。党史书后面的人物小传给他留了一句：“同年9月，因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被杀害。”从县长被戳死到他自己被杀，不过七个月。 其他几个人也不是死在敌人手里。宛希先是1929年冬被永新县的赤卫队抓住杀掉的。袁文才1930年2月死在永新城，中共六大的决议里有一条“杀戮土匪首领”。县委书记龙超清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组织AB团的要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写信说“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1931年底被杀。杀他们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党史书管这叫“错杀”。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1月，袁文才死在下一个月。课本只讲前一件。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边走边给身边的人讲当年。据随行的王卓超回忆，讲到这一段他是这样说的：“活捉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大胜利。2月21日，在龙江边召开第一次全县性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单。暴动队长文根宗当了县政府主席。文根宗长工出身，宁冈古城人。你们看，井冈山的第二支部队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干得多么好啊！” 他说的第二支部队，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人。 这段话里没有那三根木架，也没有文根宗后来是怎么死的。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余伯流、陈钢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9、117—120、133—134、280—281、358、395、487—488、492、509—510、514页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41—42页（苏兰春回忆，转引） 《毛泽覃》（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撰），《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第171—172页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38—139、141—142页（王卓超口述）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273页

一九七三年冬天，中共政治局连开十几个晚上的会，批判周恩来。大陆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并不想打倒周恩来，是江青这些人借机生事，毛知道以后出来说话，把总理保了下来。 这个说法，毛泽东自己当年就讲过。那年十二月九日，批判刚刚收场，他见完尼泊尔国王，笑着对陪见的周恩来说： “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 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在场的两个年轻女人，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他的表侄孙女，唐闻生是他的英文翻译。这十几个晚上，会上批周恩来的调子，都是她们替他传过去的。 毛泽东早就想整周恩来了。林彪死后，周恩来管着日常事务，还借批林去批极左，再批下去就要否定文革，这是毛不能容忍的。尼克松来过以后，西方新闻界大讲“周恩来外交”，毛一直耿耿于怀。这年七月，毛已经骂过一次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周恩来刚做完癌症治疗，连夜给他写了检讨。 这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周恩来格外小心。第一次正式会谈，基辛格当面夸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马上接过去：“这句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这样小心也没有用。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点，基辛格快要走了，又和周恩来谈了一次。他提出，苏联如果袭击中国，美国可以提供预警，在美国卫星和北京之间拉一条热线。周恩来说，这件事他要先研究。谈到半夜十二点半，他让人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问主席睡了没有。对方说：“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 毛泽东睡不好觉就要发脾气，周恩来一向不敢吵他，只好在办公桌旁来回走了好几圈。基辛格早上就要上飞机。第二天一早，周恩来答复基辛格：这件事以后再说，双方各指定一个人接着谈。他没有回绝，也没有做任何具体的承诺。在场的中方翻译只有唐闻生，她和王海容平时就直接向毛报告。 基辛格当天离开北京。当天晚上，毛就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要她们马上整理出周恩来和基辛格的谈话记录，还要她们不动声色地找周恩来本人核实。周恩来以为这只是技术问题，没有在意。接着两个人就在外面放出话来：总理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个口径，和毛三天后自己说的一样。毛正缺一个由头，那一夜没有请示，就成了由头。 十一月十七日，毛把周恩来和外交部的人叫去，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又对外交部的人说：“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他决定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并且让周恩来自己主持。 当晚就开。江青说周恩来“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没有想到帽子会扣得这么大，以为这是江青在闹，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马上把会升了级。政治局会议改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人从周恩来换成王洪文，这个上海造反派出身的年轻人当年八月刚升了党中央副主席。列席名单是毛亲自开的，上面有周恩来带了几十年的外交部部下，还有刚从江西回来、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每天晚上开，一直开到十二月初。毛本人不到会，王海容和唐闻生是他的联络员，每天向他报告会上的情况，再把他的话传回来。唐闻生先在会上传达他的指示，足足讲了八个小时：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话，毛以前是用来说刘少奇和林彪的。毛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苏联打进来，他要当儿皇帝。 周恩来这才明白，要整他的是毛。从此他不再辩解。 周恩来“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上将许世友跳到椅子上骂他“要搞修正主义”，“想当儿皇帝”。江青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按文革中的说法，中共党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上两次的头子是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都死了。说第十一次，就是把周恩来排在他们后面。江青还说他“迫不及待”要取代毛。 每次散会都先让他走，别人留下来商量下一次怎么批。他出门的时候脸色灰白，走路不稳，卫士用双手架着他进电梯。他的卫士长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带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他这时七十五岁，膀胱癌已经复发。血块堵住尿道，他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只好停下来等他。江青、张春桥就斥责他故意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毛开这场会，还要考一考邓小平。他要把邓小平调回来顶替周恩来，又不放心，要看邓肯不肯当众和周撕破脸。他事先不交代，只是一再问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发言了没有？邓小平一直不作声，到快散会才开口，对周恩来说：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毛快八十岁了，周恩来比他小四岁多。毛要是先死，接班的就是周恩来，这是他放心不下的事。他不便说，邓小平替他说了。周恩来对毛一向忠心，可这句话他没法分辩。毛听到报告，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半个月后，邓小平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 轮到周恩来检讨。他要求当面向毛检讨，毛说没有必要，就在会上检讨。江青传令，检讨必须他自己动手写，别人不得插手。他眼花，手发抖，记不下会上批他的那些话，就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帮他记一下。她们呵斥他：“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坐着。没有人敢给他通气，他不知道检讨到哪一步才算完，最后把会上安给他的罪名全部认了下来。十二月四日他在会上检讨，流了泪。检讨的末尾说，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当由别人主持。 毛批了三个字：可以了。 他要的都到手了。周恩来认了罪，邓小平也过了关。江青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是坐实，周恩来就非打倒不可。林彪刚死两年，再倒一个总理，局面他收拾不了，这个国家每天的事也没有人管。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十二月九日见尼泊尔国王的时候，毛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国王一走，他就说了那句“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接着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周恩来走后，两个人向他抱怨：“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还是嘻嘻笑着：“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她们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那天他也没有说批错了。他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的是：“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两句错话都算在江青身上：一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句是“迫不及待”。他说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离不开周恩来，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他，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完。一个月后，批林批孔开始，矛头对着“党内大儒”周恩来。又过了一个月，周恩来陪毛见完外宾，毛问他：“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恩来笑着说：“没有。” 挨批的人怎么认错，旁人怎么跟着批，周恩来比谁都熟。高岗、饶漱石、彭德怀、贺龙、刘少奇倒台的时候，他都站在批判的一边。两年后，周恩来已经病重，他带出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当面为当年的发言向他检讨，他说：“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 他临死前对妻子邓颖超说，身后最不放心的事里，有一件就是这场会给他加的那些罪名。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写信给中央，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找到这场会的原始记录，全部销毁。 一九八〇年审判四人帮，公安部提交的起诉意见里，本来有江青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这一条。特别检察厅决定不予起诉。江青在法庭上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后来的说法并没有变。毛的官方传记把十二月九日那一幕写成主席有力地支持了周恩来。二〇一二年，一位外交部退休大使在《炎黄春秋》上写这件事，说是两名工作人员认为周恩来说错了话，毛“听了她们的汇报后”，“听信了这种误传”。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指着这两个人说过：“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三十九年后，还有人这样写。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839—845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十一版，第453—478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534—535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74—177页 ——陈兼《怎忍青史尽成灰》，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21年，第186—188页 ——金伯雄《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炎黄春秋》2012年，第67—70页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259页（引张佐良等回忆） ——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尹高朝《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1页 ——《炎黄春秋》2008年合订本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7页 ——Frederick Teiwes、Warren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M.E. Sharpe，2007年，第136页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周恩来在病床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得了膀胱癌，开过三次刀，体重只剩六十一斤。信里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自己“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 毛这时眼睛快瞎了，信要别人念给他听。周恩来怕念得不是时候，当晚十点半又写了一张便条，给念信的人：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当了二十五年总理的人，对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称“您”，连说两遍拜托。 很多人以为张玉凤就是毛晚年的贴身护理。回忆文章也这样写她：“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饮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这些她都做了。可是毛晚年谁能见他，要经她通报；他的话别人听不清，要她来转。那时她家里有个吃奶的孩子，她自己却不能每天回家。 她十四岁进铁路工作，十八岁上了专列当服务员。1970年7月的一天，她正在北京专列处打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到了那里，有人问她愿不愿意来当服务员，她一口答应了。那年她二十六七岁，已经结婚。 毛的身体一年年垮下去，话说不清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里只有她听得懂，他见外宾、见中国干部，都要她在旁边当“翻译”。后来白内障发展到看不见东西，全国送来的文件、信件都由她念给他听，他要说什么，有时口述，由她写下来。原来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得了癌症，1975年初，她被正式任命为机要秘书。 最后一年多，不管是政治局常委还是他的子女，要见毛，都得先由警卫打电话或送条子给她，或者给另一个贴身伺候他的女人孟锦云。她们报告之后，他同意或者拒绝，再由她们传出去。她俩还可以代毛圈阅文件，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疑心：“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毛常常半夜突然要见人，周恩来的办公室、卧室、轿车里都装了和她直通的电话。 还没有这个任命的时候，她已经在传话了。1974年10月4日，毛在长沙，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北京接到电话，记了下来： “张玉凤同志来电：首长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千字就够了。副总理要多几个，第一副由谁来当？（邓）” 括号里那个“邓”就是答案，毛要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这么大的人事提议，是靠她一个电话传到北京的。 她还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高层干部写给他的检讨书、认罪书和告密信。江青这时候住钓鱼台，见丈夫要先过她这一关，就送她瑞士金壳小表和真丝衣料，嘴里却管她叫“陪睡丫头”。毛批过三万元稿费给江青，存单在张玉凤手上。1975年1月7日，江青要用钱，给她写了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第一夫人要从丈夫那里拿钱，得写条子给这个她骂作“陪睡丫头”的人，请她挑他有空的时候说一声。 再看她自己的日子。她和孟锦云也是毛晚年的女友。写毛传记的张戎写道：“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毛的卧室只有她和孟锦云能随便进出，两人四小时一换班，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基本没有周末。毛一口痰吐不出来，她跪在床边用手去掏。她在卧室里用三把椅子拼成床睡，铃一按就进去。 孟锦云快三十岁了，想离开，请她帮忙向毛说说，说自己“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 张玉凤有两个女儿。那时候婴儿食品不好买，孩子要吃她的奶。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那年月普通人家没有冰箱。孩子吃这样的奶，吃病了，她急得不得了。 她天天心里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 有人提过给她减轻负担。1974年10月，王洪文到长沙见毛，说她又要伺候又要读文件，太辛苦，应该另外派人给她洗衣、做饭。他想派进去的，是自己的一个秘书。毛大发脾气： “谁要干涉我的内政，就给我滚蛋”。 王洪文是毛亲自挑的接班人，也只好赶快回了北京。毛不放心屋里多一个外人，屋里的活就全压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她能管这么多事，是因为屋里只有她们；她回不了家，也是因为这个。 她也顶过嘴。周恩来写那张便条的前几天，毛要读文件，她外出了，他等了很久她才回来。他写了一张字条：“张玉凤，滚”。她回骂：“我要不滚，你就是狗。”还有一次他叫她滚，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过后毛写了一张条子：“回来”。她回来了。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死了。江青当场对她说： “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 她说：“好的，江青同志。”管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知道了，对华国锋讲，这些文件里有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和检举信，“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9月17日，毛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又从她那里拿走两份文件不还，汪东兴命令她去要回来。她去要，只好说是汪东兴逼的，挨了江青一顿难听的话。江青和汪东兴两头压她。半个月后江青被抓。10月22日，她写了揭发江青的材料。 她揭发了江青也没有用，清查“四人帮”的时候，她还是被当成江青的同伙，汪东兴整了她半年。后来主持平反的胡耀邦批了一句话，“代我们伺候毛”，她才被放过，安排了工作。胡耀邦这句话的意思是，她那些年伺候毛，是替他们这些人伺候的。 她回到铁道部，管老干部工作。1989年10月，有记者到办公室访问她。她四十五岁，脸色苍白，黑发里已经有了白发。她用手指按自己的脸，一按一个坑，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她的两个女儿都上中学了。 替毛管过钱和检讨书的这个人，原来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十元上下，到1998年算副处级。这是当过《人民日报》社长的秦川说的，他和她有来往。那一年他对毛从前的秘书李锐说起她，说她有三忠于：毛、丈夫、父母。排在第一的是毛。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544—545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及致张玉凤便条） ——《炎黄春秋》2000年合订本（1989年访问张玉凤）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张玉凤进中南海、徐业夫、江青便条、张玉凤1976年10月22日揭发材料）；师东兵《秦城冷月》，1999年（清查）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 ——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980年11月24日法庭调查）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联经，2021年；宋永毅编《文革五十年》上册，明镜出版社，2016年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 ——夏刚《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上、中，《立命馆国际研究》22-2（2009年）、23-1（2010年）（转引李志绥回忆录）；Teiwes &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孙怒涛等《黑夜豆灯》下卷，2023年 ——《李锐日记》，1991年9月20日、1998年4月4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月过了岷山写的诗，很多中国人从小就会背。读这首诗的人，多半以为这万水千山是他和战士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长征的很多路，他是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过去的。那副担架还是他和王稼祥自己设计的。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毛泽东对她夸耀过：“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彩号就是伤员。两个人很得意地向她介绍这件“杰作”。刘英记得它的样子：“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这两个人一开始确实有病有伤。王稼祥的大肠被炸弹打穿过，毛泽东出发时疟疾刚好，身体虚弱。可是担架不光给病人坐。邱会作当时管中央纵队的行政事务，后来做到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他在回忆录里写，中央纵队有一个担架连，几十个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有担架”。这些领导白天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走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从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换。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看书。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 另一件是夺权。当时中共的第一把手是博古，打仗听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毛泽东两年前已经被夺了军权。中央的领导人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在莫斯科和博古同过学，都不服这个比他们年轻的人当领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过了湘江，八万多红军只剩三万多人。毛泽东对这两个人讲，丢掉江西是军事路线错了，应当开会追究。三副担架常常一块儿走，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头凑在一起好说话。 官方编的《张闻天年谱》记着这样一天：那年十二月下旬，走到贵州黄平一带的一片桔林，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王稼祥当晚就把这话告诉了毛泽东。三个人也在橘林里碰过头。据张戎写毛传时的查访，担架夫放下担架歇气，他们把位子分好了：撤掉博古和李德，军权给毛泽东，党权给张闻天，王稼祥升政治局正式委员。周恩来也站到了这一边，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这样开成了。李德丢了军权，军事名义上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进了决策核心，开始插手军事指挥，二月博古把第一把手让给了张闻天。官方党史说的长征转折，起头就在这几副担架上。 邱会作接着写：“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名单上的博古、周恩来、李德没有了担架。邱会作点名留下担架的，正是在担架上商量夺权的这三个人。他只在王稼祥的名字后面注了“伤未好”，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名字后面没有注。 刘英说这担架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了山，抬的人是这样走的。山陡，担架要端平，上山时前面的人只能跪着往上爬，下山时换后面的人跪。一位走过长征的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整个长征下来，抬毛泽东担架的士兵死了二十多个。 一九三五年六月翻四千多米的雪山，毛泽东没有坐担架。他拄着一根木棍自己走，走得比年轻的警卫员还轻松。同一座山上，队伍里最苦的是担架夫和挑夫，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翻过雪山以后，他的担架还在。到了毛儿盖和草地，他的秘书叶子龙记得“毛泽东的担架上面多了一个油布篷盖”，“他习惯在担架上看书”。 让战士抬干部，总司令朱德事后是这样讲的。那年夏天两支红军会师，他对另一支红军的首领张国焘讲这一路，说中央红军能保住大部分干部是“不幸中之幸”。他说，干部受了伤、生了病，“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朱德认为这样做有成绩。张国焘也记下了战士的怨言：“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一位长征老战士，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上面来给他们做工作，是这样讲的：“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 干部休养连里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抬着走的中央领导，也没有一个人死。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累死的到处都是。朱德那次对张国焘说，现在这支军队“是干部多士兵少”，原来的连长降下来当班长，它“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官方出的回忆录也有另一种说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叶子龙回忆录》说，首长们“并不常骑马坐担架，而是和我们一样步行，把担架让给伤病员和体弱者”。这句话印在第十二页。第十一页写着毛泽东的油布篷盖，第三十八页印着他自己说的“走路坐在担架上”。 官方编的《毛泽东年谱》记了一件让担架的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警卫员吴吉清得了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担架让给他，对他说：“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了，同志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这句话记进了年谱。抬担架的人跪烂膝盖的事，年谱里没有写。 ——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118—121、133、135页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12、37—3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21—223、262页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67—168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0、437、477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三章第三节

一九七三年二月，上海城隍庙。肖建平到豫园工作才一年，这几天他干的活是拣糯米、拣芝麻、拣瓜仁。他后来说：“芝麻一粒粒拣，瓜仁一粒粒挑。”瓜仁的大小、薄厚都要一致。干活的地方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守着。 这些东西是用来做点心的，吃点心的人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接待亲王是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亲王在南京夫子庙吃过一顿，尝了十二道点心。上海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以后，一定要让他吃十四道，好体现城隍庙的水平。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选出老师傅和一批“苗红根正”的徒弟。肖建平能进来，是因为家庭成分好。 十四道点心里有一道鸡鸭血汤。这本来是上海的路边小吃，二十年代一个叫许福泉的小贩摆摊卖起来的。一口铁锅隔成两半，一半烫血，一半用鸡头鸡脚吊汤。客人来了，拨一点鸡心、鸡肝、鸡肠和小蛋黄，浇上一勺汤。 小蛋黄就是鸡卵，母鸡肚子里还没生出来的蛋，只有黄豆那么大，不杀鸡看不见。这回的要求是，一碗汤里的鸡卵要做到“三同”：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厨师们跑了三趟上海郊外的南翔，杀了一百零八只鸡，才找齐这样的鸡卵。 亲王把来豫园的日子推迟了。第二天，厨师们再杀一百零八只鸡。这一天亲王和夫人打网球，打得停不下来，还是没来，烧好的汤只得倒掉。 第三天是二月十九日，亲王来了。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亲王夫妇坐在豫园的绮藻堂里。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由人接到厅堂，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盯着。那碗鸡鸭血汤，亲王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这位亲王这时候已经被赶下台三年了。一九七〇年三月，他出国访问，人在莫斯科的时候，国防部长朗诺在国内发动政变。他向苏联人求助，苏联人不肯，把他送到了北京。毛泽东指示仍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要什么给什么，把原法国大使馆送给他做官邸，周恩来亲自操办专列和两架专机。 那年五月一日傍晚，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中国自己负担很重，他和随行的人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回答：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愈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那个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第二天，亲王又陪他站上天安门城楼，北京一百五十多万人游行。一个被亲美将军赶下台的国家元首住在北京，听他安排，毛泽东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面子就有了。 亲王在柬埔寨还用得上。他围剿过柬埔寨共产党多年，柬共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毛泽东把双方凑成一个流亡政府，亲王无路可走，只好接受。中国给柬共钱、枪和军事顾问，又在云南设了电台，向柬埔寨播放亲王号召民众支持红色高棉的录音。此后几年，报上常有周恩来陪亲王夫妇四处游览的报道。 毛泽东定下的是要什么给什么，下面的人当政治任务办，一层层往上加。豫园的十二道变成十四道，就是这样加上去的。 也是一九七三年，宁夏固原县的农村人均分配收入是十三元七角五分，这是一个人一年从集体分到的钱。固原是穷得出奇的地方。全国平均好一些，到一九七八年也只有七十四元六角七分。而在文革中的北京郊区，有的县宣布：“社员家庭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 那碗汤喝下去两年后，一九七五年四月，红色高棉打进金边，不再需要亲王这块招牌。亲王回国后就被软禁，他的十四个孩子，有五个死于红色高棉当政的时期。 这桌点心的名声留在了豫园。一九七九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等人到豫园，听说了亲王的故事，指名要尝这十四道点心。在他的建议下，豫园商场开了一家餐厅，叫绿波廊。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去世。当天，东方网的记者来到绿波廊。楼梯上挂着一九七三年亲王吃点心的照片，楼上有一间包房叫“一九七三”。副总经理介绍说，十四道点心里“最吃功夫”的就是鸡鸭血汤。报道里写的是：“杀了208只鸡才找到一碗血汤所需鸡卵。”两天其实是二百一十六只，酒楼少算了八只。副总经理还说，亲王吃的那一套点心，当时的价格约为二十元。固原一个人一年分到的钱，买不下这一套点心。酒楼正在考虑推出亲王套餐。 当年拣芝麻的肖建平，这时已经是绿波廊的总经理。他对记者说： “当天，我看到西哈努克从九曲桥走过来，面带笑容。” ——《西哈努克访上海 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两回》，《新闻午报》，凤凰网转载，2008年8月11日 ——周峰《豫园追忆西哈努克 绿波廊将推14道“亲王点心套餐”》，东方网，2012年10月15日 ——《记忆里的上海味道：鸡鸭血汤》，澎湃号“上海老底子”，2020年9月27日 ——我独醉《路边美食——鸡鸭血汤》，文学城博客，2015年10月28日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2页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78页 ——杨继绳《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73页（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 ——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218页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002/01号案判决》，2014年8月7日，第97段

大家听过周恩来输着血拔掉针头去开会，这件事是真的。他病到要靠输血撑着，是因为他的癌查出来以后，上面一直不让他开刀。 一九七二年五月，医生们确诊周恩来得了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病还在早期，他本人没有任何症状，及早治疗，治愈率有百分之八九十。按中共的规定，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怎么治病，要毛泽东批准。五月底答复来了，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达，一共四条：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邓大姐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 周恩来第一次开刀切除肿瘤，是两年以后。 毛为什么这样批，要从那年年初说起。一九七二年先病倒的是毛泽东。一月二十一日，毛当着江青和医生李志绥的面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恩来马上插话：“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李志绥看见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拳。周恩来小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一动不动。 二月，毛休克了。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了一个电话，脸色灰白，宣布散会，小跑着往电梯赶。警卫扶他进电梯，感到他全身发抖。李志绥说他当场大小便失禁。到了毛的住处，他双手握住毛的一只手，大声喊：“主席啊！我是恩来啊！主席，你听见了吗？”痰吸出来以后，毛醒了。周恩来对医护人员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 他对毛的病一向是这样。给毛用的药，他先尝；毛的眼药水，他先试，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 毛活了过来，可那句“事情全由你办”已经当着人说出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第二号人物都没有了，现在第二号是周恩来，党政军都归他管。他七十四岁，比毛小四岁半，身体比毛好得多。毛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毛要是先死，接班的就是周恩来。 坐到这个位子上，他想趁自己还在，把文革整垮的老干部多救回来一些。他手上并不干净，他自己也清楚：一九五九年饥荒蔓延，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紧急通知是他主持制定的；文革里贺龙被整死，他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一九七二年四月，两位靠边站的老部长陈正人、曾山看病无处求医，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周恩来下令给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普遍体检，很多人从牛棚和五七干校赶回来，不到一个月查了近五百人。 五月十二日，轮到他自己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查出四个红细胞。接着就是确诊，报告递上去，等回来的是那四条。 医生们想不通，要直接写信向毛陈情。汪东兴把他们拦下来，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他后来转述毛的道理：“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毛还说周恩来年纪大了，心脏不好。毛自己七十八岁，心脏病比周恩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一直备着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放心不下的是周恩来接班。文革是毛的命根子，周恩来死后他说过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样一个人，现在得了癌。毛不用对他下手，只要不给他治。周恩来这时还停不下来：尼克松刚来过，外国政要一批接一批来，都要他接待。人还能用就接着用，癌自己会长。 周恩来猜到了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尿查得太勤，医生说话又躲闪。他不问，自己找尿细胞学的书看。医生知道他在看，谁也不说破。 就在确诊的这个月，毛要他向全党高层讲清楚自己当年犯过的路线错误，也就是三十年代跟着王明、整过毛的那些旧事。四个月前毛还对他说“事情全由你办”。五月二十九日起他写提纲，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都穿不上。六月十日到十二日，他对着三百多名高级干部一连讲了三个晚上。他说：“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最后他说：“我一直而且永远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这样瞒到了一九七三年初。一天清晨，他小便时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保健医生张佐良违令把实情告诉了他。他听完脸上没有慌乱，让张佐良把膀胱癌的发展和治法详细讲一遍，再写下来，说：“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医疗组又往上报，汪东兴在电话里对组长吴阶平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到这一步瞒不下去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才找周恩来夫妇谈话，邓颖超这才知道。周恩来的警卫负责人杨德中拿着装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汪东兴不理。最后是叶剑英陪毛见完外宾，把那个瓶子拿出来给毛看。 毛批准检查，但只准用膀胱镜看，不准顺手把肿瘤烧掉。三月十日，离确诊已经十个月。三位医生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进手术室前定了一个攻守同盟：检查时只要有机会烧掉原发的病灶，就“不再请示，立即烧”。他们烧了。 可是已经拖了十个月，这一烧没有治住。这年年底癌复发。毛嫌他和基辛格谈判时太软，让政治局开会批他对美国“投降”。周恩来在批他的会上时时要离席去排血。到一九七四年春天，血块堵住尿道，张佐良写他“摆晃着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他失血太多，每星期要输两次血。谈重要外事的时候，医护人员带着急救器材守在门外。 一九七四年住院前那五个月，有记录的一百三十九天里，他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十九到二十三小时的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的有五天。张佐良急了，去找张春桥：“总理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吗？”张春桥说：“周恩来不出来接待外宾，造成的恶果你能负吗？” 四月的一天，周恩来正输着血，微微睡着了。房门底下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二十分钟，让他把血输完。几分钟后又塞进来一张，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恩来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会上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他到场不可。 邓颖超平日每天都要问他的化验结果，催医生想办法。可那几个月报纸上正批“周公”，批“宰相”，矛头对着周恩来，谁都看得出来；几个月前江青还在政治局当面说他“迫不及待”要取代毛。 五月上旬，尿检查出了癌组织块，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五月九日，吴阶平带着医疗组当面求中央批准手术。张春桥说：“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他的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 话是张春桥说的，后来大陆发表的回忆文章，也大都把延误记在四人帮头上。可当时主管周恩来治病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还有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都只是传话的，大小事要听毛。 周恩来心里清楚这全是毛的意思，也不敢违拗，按规定他也得服从。毛这时已经把邓小平调回来准备顶替周恩来，只是一时接不上手，所以要周恩来先把接下来的几批外国首脑接待完。周恩来托他们去求，毛说：“见完拉扎克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和他签了建交公报。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医院，当天开刀，离确诊过去了两年零两个星期。 两个月后他又尿血，癌已经转移。八月第二次开刀。他前后做过十三次大小手术，每一次都要亲自给毛打报告，批了才能做。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十点，第三次开刀之后，他在病床上给毛写信，报告自己的出血量和坏细胞的次数，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他过去的体重是一百三十斤。 毛这时白内障已经很重，一直不肯动手术。周恩来在信里接着恳请毛“早治眼病”，说治好了对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都有好处，还说：“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信的末尾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 毛看不了信，要人念。周恩来另写了一张便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请她等“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那年夏天，毛做了白内障手术，很成功。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又要开刀。那时毛正发动全国评《水浒》，批投降派。两年前周恩来刚被批过对美国“投降”，他知道矛头对着自己。担架车进手术室的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用尽力气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邓颖超后来回忆，他最后的日子里对她说过：“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死了。四天后，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他没有去。周恩来住院一年半，他也一次没有去看过。 周恩来死后三个星期，一月三十日是农历除夕。这天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院子里突然响起爆竹，“火光冲天，鞭炮声震耳欲聋”。中南海是禁地，绝对不准放爆竹，警卫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弄清楚声音就是从毛的住地来的，一句话在北京的政治圈里传开了：“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还有人说，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一卡车鞭炮屑。 这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周恩来比他小四岁半，死在他前面八个月。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834—836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十一版，第12—13、378—381、511—516、604页（引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等）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530—531、534—535页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转引自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上卷，天地图书，2011年，第436—441页 ——李志绥回忆等，转引自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51、231、253—254、298、326页 ——夏刚《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上），《立命馆国际研究》22卷2号，2009年，第71页（引张佐良、张耀祠等回忆）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1993年

1975年6月21日下午五点一刻，中南海。八十一岁的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波尔布特，中方参加的只有邓小平一人。两个月前，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打下了金边。 毛泽东先说自己眼睛不行，腿也不行，讲话也不行。他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波尔布特说：“谢谢。主席这样说，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红色高棉统治三年多，柬埔寨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死了，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中国这边另有一种讲法。史云、李丹慧写的国史说，中国的初衷是好的，波尔布特等人改了原先的承诺，推行极左政策，“终于使中国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番心血，是从1965年下起的。那年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康生教他怎样肃反，中方要柬共摆脱越南，直接听中国的。1970年一年，中国就给了柬共三万人的武器。 到1974年，毛泽东正不满中国还在发高低不同的工资，还在用钱。那年10月他对丹麦首相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八级工资制，就是工人按等级拿高低不同的工资。那年12月他在长沙又对周恩来讲，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让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讲这个道理，1975年春天全国跟着学。可中国的工人还是要领工资，买东西还是要花钱。 柬共这边，1974年，中国应管外交的英萨利的要求替他们印好了新钞票，11月交了货。中国人问什么时候用，波尔布特说以物易物就行，钞票以后再说。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城，随即以美国要轰炸为由，把金边两百多万人全部赶往农村，老人、病人、孕妇都不例外。全国县城以上的城镇接着照办。 毛泽东发愁的那些，红色高棉一进城就一下子废了。新钞一张没发，旧钞成了废纸，市场关了，商店、邮局、公共交通全没了。城里人下乡，男女分开编队，吃公共食堂，不记工分，也没有工资。 新华社记者左毅后来常驻金边，他看到的是一座空城，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静”，院子里、马路边打开的皮箱积满了雨水。红色高棉通讯社的院子里有一片“长得油亮油亮的香蕉林”。一位华裔翻译悄悄告诉他，进城以后红色高棉发了通告，叫旧通讯社的职工某月某日到某处报到，安排工作。相信的人来了，被冲锋枪打死，就埋在这片香蕉林底下。 清城的事，毛泽东是知道的。那年五月，中国的先遣组到了金边，准备重开大使馆，亲眼看到城已经清空。红色高棉对老百姓说美国要轰炸，对中国客人说的是实话。英萨利告诉他们，这样做是要把旧城彻底改造，把混在百姓里的旧军政人员清出来，铲掉西哈努克亲王的社会基础（亲王是他们名义上的盟友，这时还流亡在北京），免得他回国后有人聚到他身边，还能减轻城市供应的压力。他们说，接下来头一件大事就是镇压反革命。先遣组副组长黄群，是中联部（中共专管和外国共产党来往的部门）的干部，他回北京写的报告，对清城是说好的。他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不但赞成这些做法，还向别国的共产党推荐。 6月21日那天，毛泽东把他发愁的事又对波尔布特讲了一遍：“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毛泽东还在为工资不相等不满，他对面坐着的人，已经把工资和钱都废了。 这份记录之外，张戎和季鹏的书里还记着他对波尔布特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一句是：“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回到那份记录里，他也说了一句“不要完全照抄中国”，引了古人的话“学我者病”，就是学我的会出毛病，接着就讲起严复怎样翻译《天演论》，赫胥黎的思想是什么。他说：“我对别人没有讲过这么多话，跟你们讲。”这场谈话一个多小时，记录里金边那两百多万人，他一句也没有提到。 他讲这么多话，也有缘故。到1975年，肯听毛泽东话的外国共产党已经没剩几个了。越南从1970年到1974年拿了中国50.41亿元，仗一打完就靠向苏联。柬共同一时期只拿了3.16亿元，那天却当面对他说：“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 这次见面不到两个月，给钱的协定就签了。八月，副首相乔森潘带着英萨利到北京，18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在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何方当过张闻天的助手，他记下了这笔账：“1975年4月，红色高棉接管金边，中国立即运去粮食，同年9月赠予10亿元经济援助，包括2,000万美元现钞。”到1978年，中国派去柬埔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前后有一万五千人。 中国自己的农民，1978年全国平均一人一年从集体分到的收入是74.67元。十亿元够一千三百多万个农民分一年，是柬埔寨全国人口的两倍多。 后来人们常说周恩来劝过红色高棉。他劝乔森潘的时候，协定已经签了八天。8月26日，癌症已重的周恩来在医院见他，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叫他们别学大跃进的坏榜样，慢慢来。乔森潘回给他一个“怀疑又高傲的微笑”。 可是那年12月，张春桥和中联部部长耿飚去了金边，给波尔布特带去一件大礼：一张镶金属框的大照片，拍的就是这年夏天他拜见毛泽东的场面，大到要两个人撑着。张春桥给他们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帮着起草了宪法。第二年四月，毛泽东、朱德、华国锋联名致电，说“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 这时候杀人已经杀到党内。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商人、知识分子之外，波尔布特自己的同志也被定为敌特。当过大臣的、当着副总理的，一个个销声匿迹，那就是被秘密处决了。金边一所中学改成的监狱关过近两万人，活下来的只有几个。红色高棉这一套，中国人不会陌生：镇反，肃反，清理阶级队伍。 这三年多里，柬埔寨原有华人约四十三万，死了大约一半。华侨和华人见到中国大使馆的人或别的中国人，就大喊着求救，或者怒骂。左毅说：“为了不引起红色高棉更多猜疑，我们在柬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与华侨和华人接触。” 毛泽东死后，中国还是这样看。1977年12月，副总理陈永贵访问柬埔寨。他是大寨的农民出身，柬埔寨也在放大寨的电影。他在那里走了半个月，陪同的是波尔布特。他看到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人们一天吃两顿，经常挨饿。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他又说：“人家一下子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红色高棉不断越境袭击越南。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当天晚上，撤到边境的大使孙浩让左毅起草一封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心意思是“打击面太大，失掉了民心”。这时距离金边被清空，已经过去三年多。左毅自己算，全国在赶人下乡中枪杀、饿死、病死的有一百七十多万，总人口是六百万。 第二年秋天，中共的干部们讨论怎样评价毛泽东。中联部的局长朱良在会上说，打下金边前一个月，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对英萨利讲了毛主席的理论指示，希望他们进城以后不要学中国进城以后的做法。这话的意思是，中国进城以后太温和，才长出了修正主义，你们不要走这条路。朱良说，直到1977年，我们的领导人还对红色高棉说，把金边的人赶到农村，做得好，做得对。所以红色高棉走极左，我们有一部分责任。 1980年10月9日，中联部给中央写了工作汇报提纲。提纲讲到这件事，用的词是：当时对红色高棉甚至给过一些不恰当的喝彩。 ——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收入宋永毅主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2018年 左毅《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炎黄春秋》2009年，第18—2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 何方《何方谈毛泽东外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页 Wang Cheny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hmer Rouge in the 1970s, Wilson Center（引黄群《六十年中越关系之见证》第115—121页；朱良发言、中联部《工作汇报提纲》） 蓝诗玲《毛主义》，洪慧芳译，麦田，2022年，“柬埔寨”一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1975年6月、8月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 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248—249页 李静萍《陈永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炎黄春秋》2009年第73页（1978年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