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陈毒绣嫖嫖挖伤侬下体,遭开除,陈一怒之下成立了拱惨裆。
【蝴蝶效应】
1919年3月26日当晚,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汤尔和家中,与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开会商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直至午夜才散。
当时北京小报和政学界盛传,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嫖妓,因与学生争风吃醋,“抓伤(或挖伤)某妓女下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以此为由,猛烈抨击陈独秀“私德太坏”, 有损北大声誉,逼迫蔡元培解除其职务。
16年后(1935年底),胡适在读了汤尔和当年的日记后,连写几封长信指责汤尔和等人轻信小报流言、中了旧派离间计。胡适在信中明确感叹:“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图: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
68
孙蒋粉认为孙蒋是救世主,不认为孙蒋仍是祸民贼!孙蒋是伪三民敢屠民,还敢扒黄河淹死民,还敢不停丢失国土,还会有法币金元券吸走民财。孙蒋粉比腊肉粉还顽固不化
蒋介石败逃台湾时抢掠走了多少钱
1、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8月,蒋介石分多批将中央银行黄金秘密运往台湾,总计约400万两黄金,另有等值银元外汇,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国库里的真金白银,被他一船一船搬空。
2、他还嫌不够,把手伸向了老百姓的口袋。1948年8月,蒋介石强推金圆券,规定民间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必须限期兑换成金圆券,逾期不交一律没收,违者枪毙。
3、仅上海一城,就被收走黄金110多万两;全国收兑黄金约166万两。老百姓交出的是祖坟里刨出的金镯子、箱底压了几十年的银元、攒了半辈子的美元,换回的却是一沓随时变废纸的纸币。
4、金圆券发行仅十个月,物价上涨数百万倍。上午工资还能买两斗米,下午进米店只够买半袋糙米。季羡林卖了珍藏古书换来的纸币,没几天连一盒火柴都买不起。
5、钱搬走了,国宝也没放过。1948年底到1949年初,故宫文物分三批运台,共2972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西周毛公鼎、翠玉白菜,全被打包塞进台中糖厂的仓库。
6、解放军接管上海中央银行金库时,偌大一个远东第一金融中心的国库,已近乎空空如也。蒋介石搬走了黄金、搬走了文物,留给大陆的,是一个被掏空口袋扔在废墟上的烂摊子。
转评:孙大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骗子,卖国贼。没干过一件好事,真正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死亡。👎👎👎。孙是蒋共二党之爹一个多次卖国的国贼!孙贼生乱1 9 2 4年已导致中失去几百万平公里土。孙蒋狗引起日战孙蒋祸死4千万民命,腊肉害死八千万民命。孙贼罪大恶极!
孙中山:为了革命向日本寻求支持,又为何把苏联和共产党引入国民党?
一个被尊为“国父”的人物,为什么曾经向日本寻求政治与军事援助?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革命领袖,为什么晚年又选择联俄容共?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但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两项重大选择尤其值得重新审视:一是对日本的外交妥协,二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这两件事,都涉及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为了赢得眼前的政治斗争,革命领袖究竟可以拿国家利益和政治原则交换到什么程度?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就在国家主权遭受严重威胁之际,孙中山方面也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中日盟约》文件。
据流传的1915年2月5日盟约文本,条款涉及中国军队优先采用日本武器、聘用日本军事人员,政府优先聘用日本顾问,以及铁路、矿山、沿岸航运引进外资时优先与日本商议。
如果这些文件确实代表孙中山的承诺,那么其性质极其严重:为了获得日本支持推翻袁世凯,竟准备让外国势力深入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命脉。
即便如此,孙中山在反袁斗争中寻求日本援助的政治路线,仍值得严厉批判。革命者可以反对一个政府,却不能因此忽略外国强权的扩张野心。
更深远的转折发生在1923年。
在屡次军事挫败之后,孙中山转向苏俄。1月26日,他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联顾问参与国民党组织建设,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孙文越飞宣言》明确表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孙中山却仍然接受与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
这正是孙中山晚年政治路线中最值得批判的矛盾:他不赞成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却选择借助苏联的组织经验、资金、军事援助和共产党力量重建自己的革命事业。
这不是普通的党派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然保持自身组织与政治上的独立。一个党内由此存在两套政治目标、组织纪律和权力诉求。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随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国共军事对抗。孙中山已于1925年去世,不能把后来的全部战争责任推给他,但他确实参与设计了这一充满结构性矛盾的政治联盟。
孙中山的问题,不在于他曾经犯错,而在于他的政治实践反复呈现出一种危险倾向:为了打败当前对手,愿意借助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却未能充分解决由此产生的主权风险与政治后果。
早年向日本寻求支持,晚年转向苏俄与共产党,两者背景不同,却都体现了革命目标与政治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个政治家究竟应当以推翻了多少敌人来衡量,还是以为国家留下了什么制度来评价?
孙大炮是回偷桃抢注的皮包公司,袁世凯压根没承认其合法性,好比一个山贼占一个地抢称皇帝,孙并未真成全国行政。袁要打孙,孙卖汉冶萍等求日助钱没成,孙贼不得不下。如一贼自称总统十个贼各地都称总统,哪第一任总统难道十个贼都是?孙是国共二狗党猛吹的
另民国2 8年已亡后实已改朝换代是苏儿蒋党国
民国历任国家元首一览
1 孙中山 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
2 袁世凯 1912年3月10日——1916年6月6日
3 黎元洪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4 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5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6 周自齐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7 黎元洪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
8 高凌霨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
9 曹锟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
10 黄郛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3日
11 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
12 胡惟德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
13 颜惠庆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14 杜锡珪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
15 顾维钧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16 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17 谭延闿 1928年2月7日——1928年10月10日
18 蒋介石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19 林森 1931年12月15日——1943年8月1日
20 蒋介石 1943年8月1日——1949年1月21日
21 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1949年10月1日
民国的总统之所以多,是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长期处于军阀混战、派系斗争和政权更迭的混乱状态。那个年代的总统,与其说是国家元首,不如说是各方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
3
113
日抛卄一条逼袁签,不签欲打中灭袁建孙日政。此危急的化解,其中重要的是我堂大爷爷周自齐召见外记者端纳,将消息放出引起由美英等干涉,使孙日阴谋未达全实现。仅签了十二条民四约以避日侵华之危。此次孙大炮差点引发日侵中打袁战争。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大总统袁世凯接见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日置益。他以为这是回任的礼节拜访,只叫外交次长曹汝霖陪见。寒暄过后,日置益拿出一份觉书,也就是书面的要求,写在印着军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说是为了两国永久亲善,请总统从速裁决施行,并且保守秘密。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党同日本在野人士来往很密,“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袁世凯说交涉的事归外交部管,把觉书往桌上一搁,没有打开。
日置益走了,他留下来细看。觉书分五号,共二十一条,后来人们就叫它“二十一条”。头四号要山东,要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要湖北汉冶萍公司的煤铁,要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租给别国。第五号管到了中国政府头上,要中国聘日本人做政治、财政、军事顾问,要紧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军械向日本买,或者两国合办兵工厂。袁世凯用朱笔逐条批。批到福建不得让与别国,他写“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朝鲜五年前刚被日本吞并。批到第五号,他写了一段话,末了两句加了密圈:“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可是他也不能一口回绝,回绝了就要打,打不打得了,几个月前他当着各部总长问过。一九一四年欧洲打起大战,日本对德国宣战,军队却在中国山东的龙口上岸,去打德国人占着的青岛,到十一月占了青岛,接着控制了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日军上岸的时候,中国是中立国,袁世凯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外交部参事顾维钧说,按国际法,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应当抵抗。袁世凯转过去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立即回答,四十八小时。袁世凯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祺瑞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在座的总长们沉默不语。袁世凯深深叹了口气,划出一条走廊让日军通过。
不能谈,又不能打,他定下的办法是拖。头一件事是换人。外交总长孙宝琦接到觉书,当着日置益的面逐条议论了一通,袁世凯嫌他粗率,第二天换上办了多年外交、当过国务总理的陆徵祥。日置益要每星期谈五次,陆徵祥说“我身体素弱”,部里每周还要接见各国公使,改成三次如何,日置益同意了。每次开会,陆徵祥说完开场白就叫人献茶,尽量把喝茶的时间拖长。这是待客的礼节,日本公使不高兴,也没法拒绝。
拖是为了等外国人知道。日本把这份要求通知英、美、俄、法四国的时候,瞒下了第五号。顾维钧对总统说,保密的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得了同意,他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就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北京的外国记者也知道了详情。据说日本驻美大使完全不知道有第五号,美国国务院拿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给他看,他非常难堪。日本只好对美国改口,说第五号是请中国“友好考虑的建议”。话既然这样说了,日本再要用武力逼中国答应第五号,就难了。日本来抗议中国政府放任舆论,陆徵祥答:“现在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
但是日本手里另有一张牌。日置益一月里对袁世凯提到的革命党,是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觉书里要的东西,有不少孙中山早就许过:满蒙,他向日本人许了多年;汉冶萍的权益,聘日本人做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是三年前他当临时大总统向日本借款的时候许下的。北京在谈判桌上拖时间的那个二月,他在东京同日本人签了一份《中日盟约》,内容和二十一条相近。革命党的另一位领袖黄兴连发两电给他,斥他效法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孙中山没有听。三月十四日他又写信给日本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催着把盟约稿送上去,信里说,日本同袁政府交涉只能暂时得到收获,同他订约才能一劳永逸。日置益把这件事透露给北京,催袁世凯从速签字。
压力一层层加上来,头四号只能一条一条地让。谈判那几个月,曹汝霖每天早晨七点进总统府,袁世凯已经在办公厅等着,同他一道吃早饭,听头一天会上的情形,商量下一次怎么应付。会从二月二日开到四月中,开了二十四次。旅顺、大连的租期要延长,袁世凯批过不必争,陆徵祥略加辩论就让了。日本要日本人到东三省内地杂居,中国不肯。中间日置益坠马伤了腿,涂着石膏下不了床,又急着开会,陆徵祥和曹汝霖就到日本使馆去,在他床前摆一张桌子接着谈。杂居一项前后谈了五次,最后改成“商租”:租地要订年限,租地的日本人要“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争到。
三月下旬,日本往满洲和山东增兵,说是换防。二十三日,芮恩施去见袁世凯,看他非常焦虑,心情倒还好。袁世凯说:“嗡嗡叫的蚊子弄得我睡不好觉,但它们还没有把我的大米搬走,因此我还可以生活。”接着他严肃起来:“我准备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
前四号谈得差不多了,日置益说,还有第五号,希望开诚商议。陆徵祥说,第五号贵国本来是希望条件,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日置益再三要求,陆徵祥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
会不欢而散,谈判停了下来。总统府里有一位早先聘来的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在日本同元老们有渊源。元老是明治时代留下来的几位老臣,内阁对他们很尊重。袁世凯召见有贺,托他回东京去向元老说明。有贺见到的是元老松方正义。松方听到第五号,脸上现出诧异,把外相加藤高明叫来问:对方不愿开议,要是交涉决裂,你怎么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着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
加藤知道是有贺进的言,派人把有贺监视起来,不许他走动,可是话已经带到了。加藤没有收手。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拿出一份修正案,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军舰在渤海游弋,日本侨民准备撤退。五月一日起,总统府天天开会。芮恩施后来写道,中国人一想到最后通牒就慌了,在第五号上也作了让步,连聘请日本顾问一项在内。日本公使不动声色,说东京的训令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月七日下午三点,日置益亲自把最后通牒送到外交部,一句话不说;陆徵祥只说了一声可惜,他就告辞了。通牒限九日下午六点以前答复,到期没有满意的答复,日本“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可是通牒里另有一句:第五号各项,除福建一件外,“其它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照曹汝霖的说法,加藤这时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诘责,进退两难,只好自己把第五号搁开。芮恩施说,中国人看了通牒,后悔前一天不该答应那几项。
八日下午,袁世凯召集副总统、国务卿和各部总长开大会,陆徵祥迟到了半个钟头。他进来解释,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会前赶来见他,声泪俱下,非要他给一句确实的答复才肯告辞。朱尔典说,日本这回是存心挑衅,而陆军总长段祺瑞夜里运兵已经运了三个星期,一旦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眼下只能暂时忍辱,“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
袁世凯说,外交部开了四个月的会,坚拒开议第五项,如今最后通牒里日本已经把它自行撤回;可是这回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个字,他不敢冒昧,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段祺瑞当即反对:“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说的是正办,“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定的各条虽然有损利益,还不是亡国的条件;只望大家记住这一次是屈于最后通牒,“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在场的梁士诒记得,“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段祺瑞仍旧不服。袁世凯对他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祺瑞不再说话。
散会后曹汝霖回外交部拟复文,改了三稿,写完已过凌晨四点。天亮他带着稿子进总统府,袁世凯已经坐在办公厅里,看样子没有睡。稿子正看着,日本使馆的电话找到了总统府,通译官高尾亨在电话里问复文什么时候发,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夹上别的话,过了期限恐怕误事。曹汝霖挂了电话回报。袁世凯叹了一口气,叫人另拟一稿,辩论的话一概删去,末尾写“除第五项外余照允”。
连这一句日本人也不让留。高尾又到外交部来,要先看复文。曹汝霖不给,他就要见总长,陆徵祥怕误了时限,给他看了。高尾看完说,“除第五项外”这一句要改,“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照中国的写法,第五号是拒绝了;照日本的写法,是日本暂时不提,日后还可以再提。两边的秘书来回磋商,稿子改了几次,磨到黄昏,期限快到了。陆徵祥说:“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
复文照日本人的意思定了稿,由陆徵祥、曹汝霖和一名秘书亲自送到日本使馆,交给日置益,已是午夜。曹汝霖写道:“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顾维钧这些天发着高烧,住在德国医院。他提出政府应当发一份声明,把交涉的经过讲出来;部里有人怕惹恼日本,说事情完了,越少提越好。陆徵祥赞成,只担心他的身体。他说:“我虽然发烧到华氏101度,口授文稿还是没有问题的。”德国医生把隔壁的病人移到较远的房间。他口述,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写,记者的助手打字,从晚上九点半做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天亮前出来一份十几页的声明。他对陆徵祥讲过非写不可的道理: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说明中国怎样谈判,拒绝了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
五月二十五日,陆徵祥和日置益在北京签字,一共两个条约、十三件换文。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旅顺、大连的租期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延长到九十九年;日本人可以在南满商租土地、开矿,南满要聘外国顾问教官,先聘日本人;汉冶萍公司将来同日本资本家商定合办,中国政府应予准许;中国不准别国在福建设造船所和海军基地。日本在山东和南满拿走了这许多。第五号里,只有福建一件留了下来,就是上面不准别国在福建设造船所和海军基地那一句;通牒里留的那句“日后另行协商”,到一九二二年二月的华盛顿会议上,由日本代表声明放弃。中央政府聘日本顾问、合办警察、合办兵工厂、向日本买军械,都没有签。
国内的人不知道谈判桌上这四个月的经过,只知道政府在最后通牒下低了头。各地集会反对,上海的国民大会到了几万人,学生有断指写血书的,有自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把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人们指责袁世凯卖国。话说得最重的是人在日本的孙中山,他正借着国内的抗议攻击袁世凯。这年五月,他在给北京学生的回信里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
但是在东京,被追究的是日本内阁。六月,在野党在众议院提出弹劾内阁的议案;不久内阁改组,主持这场交涉的加藤高明卸了外相。在野党党魁犬养毅在演说里指责政府自己搁下第五号,让二十一条去掉了主要部分,“是超乎常理之外的大失败”。
袁世凯自己把这件事当作国耻。他在通告里要大家“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他让人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五万册,密存在山东模范监狱。古时战败的人光着上身、牵着羊出城请降,叫肉袒牵羊。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可是他没有埋头十年。签约以后他发愤了一阵,筹建炼钢厂,添设兵工厂,后来外国报纸夸他弱国外交办成这样算是胜利,左右又逢迎,他渐渐自满,做皇帝的念头从这时酝酿起来,这年年底称了帝。日置益回国前向曹汝霖辞行,曹汝霖问他,袁总统一向想同日本亲善,日本为什么总不接受;总统常说:“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日置益说,袁氏做过清朝的总理大臣,自己当了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有篡夺的嫌疑;要是孙中山先生当元首,就没有可说的。
他称帝,日本最后没有站在他这边。第二年三月,云南、贵州已经起兵讨袁,日本内阁开会定下对华方针,里面写着“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日本民间拿钱拿东西帮助反袁的人,政府默许。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
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维护革命和革命家的名声,孙中山那句话就成了定论。袁世凯批阅过的一套二十一条汉文稿,共九册,由他的亲信夏寿田保存下来,一九五九年归了博物馆,现在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方网页上的说明写着“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第89—102页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127页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4、109—110、115—117页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15年卷(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美国政府印刷局,1924年,第148号文件《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1915年5月17日)及第154号文件所附《中国政府关于中日交涉的声明》(1915年5月13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和《中日条约及附件》
——孙中山《复北京学生书》(1915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74—176页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7页
——日本《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二卷,《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3页(印书五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一事)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年,第312页(上海书店影印本;“埋头十年”讲话转录)
——中国国家博物馆《袁世凯手批“二十一条”汉文稿》,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1年
1
3
199
俄奸李大狗该下十几层地狱?孙大炮与蒋梅毒与赤蚣与冯吕布皆俄儿敬瑭。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李大钊。他当过北大图书馆主任,在北大、朝阳、女师大好几所学校教过史学,这时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负责人。他没有离开北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兵营,妻子和两个女儿也跟着住了进去。妻子赵氏比他大六岁。他年轻时在天津念了六年法政学堂,学费全靠她,他后来在狱中写道:“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这座使馆大得出奇,馆里有兵营,有军火库。他住进来三个来月,关外的奉军首领张作霖带兵进了北京,打的旗号是“讨赤”,就是讨伐赤化。苏俄在使馆里设了一个指挥中心,李大钊在中心底下负责联络“南北二赤”,也就是南边的北伐军和北边冯玉祥的国民军。他策划了冯玉祥回国、五原誓师,替冯定下出潼关、入河南、和北伐军夹击讨赤联军的方略。党的经费从广州、武汉汇来,几千元、几万元地进出,他都用“李鼎丞”的名字存在使馆西边的远东银行。他要的是南北两路一齐动手,把张作霖的军队赶回关外去。山西的阎锡山名义上还站在张作霖一边,他托人带话去劝阎倒戈。话里的百川是阎锡山的字,榆关就是山海关,胡骑说的是张作霖的奉军:“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
第二年初春,他身边的人开始一个一个不见了。送信的工友阎振山一早出去,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派人打听,才知道是被捕了。没过几天,做饭的张全印上街买菜,也没有回来。饭只好自己做,倒做出了些热闹。李大钊提着水壶去接水,有人淘米,北大毕业的范鸿劼切菜,一刀切破了食指,血滴在菜叶上。李大钊在旁边说:“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一屋子人都笑了。孩子们看见有人被派去苏联学习,羡慕得很,吵着也要去。他说:“不忙,你们现在还小,将来有机会,一定送你们去。”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有人荐来一个打杂的,贼头贼脑,李大钊对妻子说:“这个人不老实,要注意他!”第二天就打发走了,事后才知道是暗探。巷口停着的洋车多了,车子擦得锃亮,车夫盯着来往的行人。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往抽屉里放了一支手枪,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后来他跟家里人说:“现在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学会打枪了。”他和同志们在后面小院里生了个炉子,把一叠叠文件扔进去烧。女儿李星华蹲在旁边看,问:“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他烧了文件,备了枪,人却没有走。东交民巷是使馆区,照《辛丑条约》,中国的军警不能进来,他靠的就是这一条。朋友们一个个来劝他离开北京,他不大在意。妻子劝得多了,他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
他不知道,警察厅早在四个月前就盯上了这里。兵营要招听差、车夫,警察厅派了四个人化装去应募,按规矩找足三十个人连环作保,混了进去,三个月里各人住几号房,都画成图报了上去。日本和法国使馆的人也看见苏俄兵营里中国人进进出出,夜里开会,通报了北京政府。日本方面把馆内藏身者的名单和地图交给了张作霖。各国公使商量下来,认为苏俄拿使馆当推翻中国政府的指挥中心,藏着通缉犯,存着军火,自己先坏了规矩,同意让中国军警进使馆区搜查。杨度听说了这个计划,托胡鄂公去报信。搜查的前一天晚上,胡鄂公赶到使馆,催李大钊快走。李大钊说:“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当晚有几个人走了,他没有走。
第二天是四月六日,清明节,天气暖和。星华和妹妹一早换上了新夹衣,父亲看见了,说:“快到外面玩去吧,真是春天了。”母亲带妹妹去兵营那边散步。父亲在里屋伏在桌上写字,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外面“啪”地一声枪响,许多青年从矮墙上跳进院子,东奔西撞。她问:“什么?爹!”父亲说:“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支小手枪,领她躲进一间僻静的小屋,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不说。
皮鞋声把小屋围住了,有人在外面喊:“不要放走一个!”宪兵、侦探、警察一拥而入,十几支枪口对着父女俩,一个人冲上来,把手枪夺了过去。人群里押着前些天被捕的工友阎振山,胳膊上拴着绳子,脸色苍白。胖侦探指着李大钊问他:“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摇头。侦探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警察厅后来对报馆说的是另一番样子:李大钊是从墙角底下捉出来的,手里还拿着手枪,“战战兢兢绝无反抗之意”。父亲被绑走时看了女儿一眼,什么也没说。星华十几岁,也被一条白绳捆住胳膊,拉出了东交民巷。
在警察厅的院子里,她看见警察一筐一筐往里抬书报、被褥,认出好多是自己家里的。那天抓了六十多个中国人,十几个俄国人。荷兰公使代表使团给的许可,只是搜查苏俄使馆西边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的房子;美国公使第二天给国务院的电报说,中国人超出了许可,连旧俄国兵营也一起搜了。电报里说,搜出一挺机枪、三十来支步枪、一大批手枪和子弹,还有成捆的国民党旗和印着中国字的苏联旗。俄国人把自己关在一所房子里烧文件,连房子也点着了,军警带了消防队,抢出来一百多箱。
这一百多箱文件,警察厅找人译了,分十批登在报上,又让各国公使去警厅参观。照这些文件看,中共的经费全部、国民党的经费大半,都是苏俄出的。里面有一份苏俄政府给驻华武官的训令,上端和下半截烧掉了,剩下一半,上面写着:“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又说:“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在北京政府看来,这就是拿外国的钱,听外国的令,来推翻本国的政府。汉文文件里有一张给冯玉祥国民军报告军情的电稿,警察厅在目录上注明:“末署常字,后用淡墨改为祥字”。李大钊字守常。
李大钊被绑走以后,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进了警察厅的女拘留所。她事先叮嘱好了:“我就说,我是大使馆里当保姆的,叫王杨氏”,两个女儿就说是她从家里来看她的。拘留所一天两顿棒子面窝头,一碗清水漂几片咸萝卜,七个人挤一个炕。
李大钊被关在别处,一次一次被提审。当时的报纸登过审讯的情形:证据里看不懂的地方去问他,他都说了;抓来的要紧人物请他按名认面貌,“李均承认为彼同志”,有时还讲这人和党务的关系,只是还没抓到的人,他一个字不提。有一天一位审判委员问他:“共产党证据现已大部分清理完竣,审其内容,是以中国之人民为俄国之雇佣,以扰乱中国。先生等平日谓他人卖国,其何以自解。”他答:“相信俄国无侵略政策,故特崇拜”。“委员以其语近牵强,未加盘诘。”
他不认为靠俄国是卖国,在自己写给当局的那份自述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留在北京,“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说到联俄,他写:“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密约。”又写:“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警察厅记下的口供里,他说:“因俄国不是帝国主义者,故主张联俄。”他还嫌书记记的口供和他的意思不符,要求以后由他自己写。自述最后两句,一句替被抓的学生求情:“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一句说他的书:“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关了十几天,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母女三个正啃着窝头,警察来喊她们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她们见到了他,还是那件灰色旧棉袍,头发又长又乱,没戴眼镜,脸瘦了。星华喊了一声“爹!”母亲一下哭倒在地上,妹妹也哭了。法官拍惊堂木:“不许乱喊!”李大钊指着妻子说:“这是我的妻子,”又指指两个女儿,“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法官指着星华问:“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星华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来,抢着答:“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父亲马上接过去:“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法官出了一道算术题叫星华算,她算出来了。以后她再没见过父亲。他在押二十多天,“绝口不提家事”。
外面替他说话的人不少。章士钊、杨度、梁士诒这些名人出面讲情,北京的教育界、政界联名请愿。拘留所里新关进来一个女政治犯,也是他的学生,夜里悄悄说,报上天天登他的消息,连最反动的报纸也佩服他的人格和学问,“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监狱里写作”。说完她又加了一句:“我觉得报上不论怎样替李先生说话,恐怕不会有一点效果。”
张作霖这时是安国军总司令,一向敬重读书人,这回犯了难。照他看,李大钊这样替洋人作内应的人,论罪该死,可他又不想背一个杀教授的恶名。他打电报给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张学良这几位安国军的大将,问他们怎么处置。阎锡山没有回电。李大钊早已托人劝过他倒戈,他正准备换旗,这一点张作霖还不知道。其余几位的兵正在前线讨赤,李大钊这一年联络的,就是他们要打的军队。他们都主张“将俄奸、赤匪李大钊立即正法”。
审案的是一个军法会审,审判长何丰林,法官里有一位叫王振南。据报纸说,会审起初讲证据,没有证据的打算一概免究,最先只把证据最足的李大钊和另一个党人张伯华两人判了死刑,其余的没有定。四月二十七日夜里,来了一封急电,说是前方某将领发的:“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汉口的国民党报纸说,发这电报的是张学良等人;同时,刚刚和共产党翻了脸的蒋介石也给张作霖发了密电,“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家报纸还说,北京的报纸登这件事时,把蒋介石的名字改成了“南方某要人”。急电一到,当局叫法官们重新审,定了二十个人死罪。前线的将领都这样表了态,张作霖不再拖了,罪名定的是里通外国。名单当夜送到他那里画了行,批定二十八日下午两点执行。
判决下来,李大钊表示接受,只提了一个请求:愿受绞刑,不愿枪决。张作霖同意了,批了钱,特地为他进口了绞刑架。二十八日中午,军法会审开庭,把二十个人提上堂来,一条一条念罪状和证据,叫各人在罪状纸下画押。李大钊首先签字。送去刑场时,别的人都捆着,报上说“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在看守所的刑台上,二十个人按判决的次序一个个上去,多数人不肯上,要费些口舌,看守说“惟李大钊则有死而无悔之状”。他是头一个上绞台的,就刑时“呼天字”,喊了一个“天”字。
就在这天傍晚,拘留所里的警察第二次喊母女三人的名字,叫她们收拾东西出去。出大门时,门房把她们进来时收走的头绳、腰带还了,母亲唯一的一只金戒指没还。母亲说:“我那只戒指怎么不还给我?我还要用它换钱吃饭呢,还给我吧!”警察说:“没有!”旁边一个警察低声说:“给她们吧!”戒指这才还了回来。星华问押送的警官:“警官先生,有件事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我父亲……怎样了?”警官说:“唉!回去吧。回去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
她们回到家,天已经全黑了。舅老爷来开门,朝院里大喊:“回来了!”帮着照看孩子的雨子妈说了一句:“这是老天的保佑!”这一夜谁也没睡。第二天一早,舅老爷上街买报,是哭着回来的,手里攥着一份报纸,上面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星华当场晕倒在床上。母亲晕过去三次,醒过来低声问她:“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昨天是几号?”星华答:“妈,昨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当局给二十个人都备了棺材。报上说:“官方念李为读书人,故嘱令买一上等棺木盛殓”,他那口七十元,别人的四十元上下。母亲听说了,气得说:“这些牲口们!人都让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地给棺材!谁要他的棺材!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买!”朋友们凑了钱,棺材铺听说是给李大钊买,挑了一口柏木棺材减价卖给她们。北大的同事胡适、鲁迅、周作人、梁漱溟、李四光,还有国民党的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都捐了款。可是家门口的暗探比先前还多,有时公开进屋来搜。一家人在北京待不下去,母亲带着孩子回了乐亭乡下。
这件事后来被讲成了另一个样子。北京政府把搜出的文件译成一部百万字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这部书把国共两党靠外国扶植起家的底细都摆了出来,国民党进北京以后,下令停止公布,国共两党把它全部销毁,据说只在台湾留下一部。当年会审的法官王振南,多年以后,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处死。李星华后来的回忆里,写父亲在绞架前作了一场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一九八四年,中共的《党史通讯》登文章说,刑场是封锁的,李大钊没有机会演讲,这段话“可能是把过去李大钊说过的一些话凑在一起,搬到了刑场上附合而成的”,所以前一年中共中央给他写的碑文里没有写这段话。李大钊临刑前曾对一位密友说:“循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
——李星华《光荣牺牲——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原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430—449页
——《北京日报》1927年4月28、29、30日第二版,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276—283页(自录供词、会审、审讯问答、就刑、棺木及眷属释放)
——《东方时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5月1日第二、三版,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329—333页(《党案告一段落》《昨日所闻之党案消息》)
——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载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390—395页
——沈云龙《民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传记文学》1978年总第193号,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486—490、495—496页(训令转引懒泉《俄使馆党案始末记》;李大钊答胡鄂公语转引陶菊隐《六君子传》;“沙皇的老路”转引毛以亨《俄蒙回忆录》)
——李大钊《守同志来信》(1926年12月5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4号,1926年12月15日,转引自杨琥《李大钊年谱》下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722—724页
——马慕瑞《驻华公使致国务卿电》(1927年4月7日上午8时,第366号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卷第二册,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第370号文件
——李大钊《狱中供词》(1927年4月,京师警察厅审讯材料),载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397—400页
——《申报》《京警厅继续发表俄馆党案文件》,1927年4月30日第六版,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84—90页
——《北京益世报》《李大钊等就刑之前后情形》,1927年4月30日第二版,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347—348页
——汉口《民国日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1927年5月12日,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10—11页
——《晨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1927年4月29日,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11—12页
——《顺天时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日绞首绝命》,1927年4月29日,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12页
——晓迈《李大钊在刑场上不曾作过演讲》,《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转引自李继华、常进军、李权兴编著《李大钊被捕牺牲安葬资料选编》,线装书局,2011年,第515—516页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