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探索中… Crypto|读书|健身|旅行… Former Head of Communications @taiko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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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伟大不能被设计》,又重新思考了反复读过的《10x Is Easier Than 2x》。
两本书看似矛盾,交叉阅读却让人不禁思考:目标驱动与开放式探索,在不同层级上各自意味着什么?它们的价值、局限与交汇点又在哪里?
两本书都强烈推荐。
随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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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行业必须由卖方承担异常巨大的信用风险,才能维持买方的采购和项目扩张时,
繁荣可能不再完全来自真实、独立、可持续的终端需求,而开始依赖融资结构本身。融资一旦收紧,表面的需求(虚假的繁荣)也可能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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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
When a measure becomes a target, it ceases to be a good measure.
当一个原本用来衡量结果的指标,开始变成我们直接追求的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
这个思想来自英国经济学家 Charles Goodhart。他在 1975 年讨论货币政策时提出,一个原本稳定的统计关系,一旦被施加控制压力,就往往会发生改变。后来人类学家 Marilyn Strathern 在 1997 年将这个思想提炼成了上述这个今天更广为人知的表达。
这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
指标原本只是真实目标的代理,也就是 proxy。一旦开始考核这个指标,人就会逐渐专注于优化代理本身,而不再只是优化它原本所代表的东西。于是,指标和真实目标之间原本存在的相关性,也可能慢慢被破坏。
我们生活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
比如学校想提高教学质量,于是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学习效果。
一开始很合理。通常学得越好,考得也越好。但当分数本身变成最重要的目标,整个系统就开始围绕分数优化。老师开始专门教考试内容,学生大量刷题,学校研究怎样提高平均分。最后分数真的上去了。但真正的学习未必同步发生。
科研也是一样。
好研究通常会产生论文,也更可能被引用。所以论文数量、citation、impact factor,一开始都可以作为科研质量的某种参考。可当这些数字开始决定职位、晋升和资源分配,人就自然会开始优化这些数字。更多论文,更热门的题目,更容易发表的研究,更复杂的引用网络。指标越来越漂亮,但它和“我们有没有在研究真正重要的问题”之间,可能已经悄悄产生了距离。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
据说 19 世纪英属印度政府为了减少眼镜蛇,对捕杀眼镜蛇提供赏金,结果反而有人开始专门养蛇来领取赏金。后来政府取消政策后,又有人把失去经济价值的蛇放生。(相同机制在 1902 年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鼠患治理中则有更具体的历史记录。)
而在算法和 AI 领域,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模型会优化我们给它的 reward、benchmark 和 measurable objective,但这些东西不一定就是我们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训练信号与真实意图之间永远存在一道缝隙,而怎样让一个越来越有能力的系统,不只是越来越擅长优化 proxy,而是真正实现人的意图,本身就是 AI alignment 最核心的问题之一。Goodhart’s Law 也经常被用于讨论这种 proxy failure 和 reward hacking。
最有意思的是,它们未必是在“故意作弊”。恰恰相反。Agent 可能是在非常认真地完成我们给它的目标。
只是问题出在:
我们能够写出来的目标,不一定等于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如果再抽象一层,我觉得人的成长里也处处存在类似的现象。
情绪更加稳定、减少痛苦、自洽、效率高,这些都可能是一个人成长的迹象。
但它们仍然只是迹象。
一个人越来越平静,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越来越理解自己?
越来越自洽,是否就一定越来越接近真实?
痛苦越来越少,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越来越成熟?
如果有一天,我们拥有可以直接优化这些“成长的迹象”的工具,那这些迹象本身还能够多大程度上证明成长真的发生了?
也许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都是当我们忘记了:
容易被测量、被优化的东西,最初往往只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留下的影子。
所以,更本质的问题是:
我们真正想要的“成长”,到底是什么?
在技术系统里,人们通常会尝试用多个指标相互制衡、定期调整代理指标、不断检查 proxy 与真实目标有没有脱节、同时保留人自身的判断,并提醒自己,指标永远不是目标本身。
而在人身上,也许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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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热爱并不等于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如果不愿意支付以覆盖成本的价格,创业者卖的就不再是产品,而是在拿自己的积蓄,长期供养一个自我感动的梦想。
企业经营追求的不是最好,而是消费者愿意购买、公司能够负担,并且可以持续复制的方案
所以企业必须接受:不是顶级、但是已经足够好,然后快速试错、迭代、验证,为利润和风险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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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看到 @bitfish 这份整理。刚好2个月前复习了一遍Andrew Huberman关于睡眠质量和效率的框架,整理成清晰可实操的步骤,自己体验了两个月,效果显著。
的确,心理/存在层面决定了"答卷不好看的时候,如何面对签字定稿这件事";但生理系统可以决定"卷子好不好看"以及"值班时长"。根据过去2个月的体感,后者是可以从根源上减少前者被触发的频率。
下面是按照杠杆效率优先级排列的行为(文末会附上详细机制说明 和 不同方法之间如何相辅相成)
1️⃣ 起床后花5-10分钟,去外面晒太阳
你可以根据自己理想入睡(犯困)时间倒推12-16小时去晒太阳(这是这两个月最惊喜的,直接解决了我早睡问题)
2️⃣ 每天(包括周末)固定时间起床
3️⃣ 日落时也出去走2-10分钟 (昼夜节律锚定)
4️⃣ 晚上10点后调弱灯光+减少蓝光 刷手机/开顶灯 → 影响的不只是睡眠,还会压抑多巴胺 → 长期会让人更emo(很多朋友以为自己到晚上就低落是抑郁,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长期在错误时间接触强光)
5️⃣ 睡前1-2小时冲个热水澡/泡脚+卧室调低2度
6️⃣ 起床后等90-120分钟再摄入咖啡因 (早上要健身的可以不用等这么久) +入睡前8-10小时停止摄入咖啡因
7️⃣ 少喝酒 睡得"沉"≠睡得好,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
8️⃣ 规律运动,但睡前2-3小时避免高强度运动
9️⃣ NSDR/瑜伽休眠 补觉、午睡替代、睡不着时都能用,10-20分钟
🔟补剂是最后一步。先调光照→运动→饮食, 补剂更多是辅助:
- 甘氨酸镁
- 茶氨酸
-芹菜素
最近颓得厉害,刷视频刷到凌晨,白天报废,第二天接着刷
跟 AI 把这件事拆开看了一遍,做成一份 PPT:为什么我们深夜放不下手机,以及怎么给搞砸的人生重启
分享出来,你能刷到这条,说明现在也没睡drive.google.com/file/d/1X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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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Academy Museum看展,发现一个绝妙的历史轮回:
1908年,爱迪生成立电影托拉斯,垄断所有专利,雇打手砸独立制片人的摄影机
1920s,一群”不法之徒”逃到好莱坞,建立了环球、派拉蒙、华纳、美高梅……
1948年,这些当年的反抗者已垄断全美院线。最高法院裁定:违反反垄断法,强制拆分
2020年,这条禁令被撤销。Netflix收购影院、Amazon买下MGM、Apple开始砸钱冲奥斯卡…
从技术专利到院线渠道,再到流媒体平台——每一代人都在反抗上一代的垄断,然后变成下一代要反抗的垄断者。
每一次垄断的形式都在进化,但本质未变。
每一次反垄断又都催生了创新:
• 托拉斯倒台 → 好莱坞诞生、长片电影、明星制度
• 派拉蒙裁决 → 新好莱坞运动、导演中心制、类型片繁荣
• 下一次呢?会是谁?以什么形式?催生出怎样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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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当代人类面临四种边疆:陆地、互联网、海洋和太空。
以我们当下的处境来看,陆地边疆已基本饱和(77亿人),互联网边疆正快速扩张但仍有巨大潜力(32亿人),海洋边疆严重开发不足(仅200-300万人),而太空边疆刚刚开启(不到10人)。
创造和开拓这些边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为先驱者提供了创新空间,同时不会影响那些选择维持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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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拉吉预言》有感:时代选择技术,技术塑造意识形态。
中心化技术孕育了20世纪的意识形态战争——大规模生产线塑造了集体主义,广播电视培育了民族主义,自上而下的传播结构天然契合威权体制。这些意识形态的厮杀,本质是中心化技术逻辑的必然结果。
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个格局。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催生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生态:觉醒文化在社媒上病毒式传播,加密货币社区自下而上重构金融架构,开源运动挑战知识产权体系。这些新生的意识形态不再仅依赖权力中心的背书,而是通过网络效应和社群共识获得生命力。
最有趣的是这种对抗:中心化技术助长的威权主义试图控制网络,而网络的去中心化本质又在不断消解这种控制。每一次封禁和审查都在培育更强的反抗。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变革,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战胜另一种,而是意识形态产生和传播的方式被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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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的相遇中保持开放和真诚,然后让时间和经历自然地筛选和深化那些有缘
分的关系。
当你不带预设地进入每一次交集,反而更容易发现关系中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有些最
深刻的连接往往来自于那些"计划之外"的时刻。
最近的一大收获是:地理位置的选择其实是种高效学习策略,也是自由的另一种体现。
想要在任何领域突破,直接去该领域最发达的地区,在专业密度最高的地方更容易获得突破性的认知升级。
再细想,这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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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信号的“发送者”总是在试图影响信号“接收者”的行为。对于信号接收者来说,能否区分“诚实”和“不诚实”的信号关乎生死,并由此形成双方持续的博弈。
进化生物学的“累赘原则”(handicap principle)指出:只有付出显著成本才能维持的特征才足以成为可信的“诚实信号”;相反,成本低廉、易于模拟的往往构成“不诚实信号”,其信息含量有限甚至具有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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