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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從未發生在台灣，為何它的語言出現在2026年的台北街頭？ 一個社會是否必須親身經歷某場歷史災難，才會理解那些曾經為災難鋪路的語言有多麼值得警惕？ 2026年11月6日晚間，台北東區街頭，蔣萬安的掃街隊伍中有人高喊： 「打倒草包沈伯洋！蔣萬安市長加油！」 令我震驚的，不只是對政治人物的羞辱，而是「打倒」這兩個字所喚起的歷史記憶。 台灣從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這片土地有自己的威權歷史，有戒嚴、白色恐怖，也有無數人為民主自由付出的代價。但台灣沒有經歷過中國大陸那場以革命之名，將政治鬥爭推入家庭、學校與日常生活的浩劫。 那麼，為什麼在2026年的民主台灣，我們會聽見如此令人聯想到文革的口號？ 「打倒」並非文革獨有的詞彙。它早已存在於近代中國的政治運動中。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打倒」往往不只是反對一個人的政治主張，而是宣告一個人可以被公開羞辱、批鬥，甚至從社會中清除。 從「打倒走資派」到「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無數教師、醫生、學者與普通人被貼上政治標籤，失去尊嚴、自由，甚至生命。 政治迫害不一定始於暴力。有時，它始於一套讓羞辱他人變得理所當然的語言。 當然，今天台北街頭的一句口號，不等於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兩者有根本的制度差異，也不能僅憑相似的措辭，就推斷喊口號者具有相同的政治意圖。 但歷史的意義，不正是讓我們在悲劇重演之前，就能辨認那些值得警惕的政治思維嗎？ 民主社會容許激烈的批評。任何政治人物，包括沈伯洋，都應接受公眾監督、質疑與反對。 然而，反對一個人的政治主張，與將一個人塑造成必須被「打倒」的敵人，是兩回事。 民主保障我們表達憤怒的自由，但民主文化也要求我們思考，如何在最激烈的分歧中，仍然承認政治對手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這不是某個政黨或陣營獨有的問題。當我們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就更需要警惕：是否正在以正義之名，合理化對他人的羞辱？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但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代表威權式的政治思維會自動消失。 我們可以學會投票，卻未必學會如何與政治對手共存。 一個社會是否必須親身經歷文革，才會理解政治批鬥的危險？是否必須親眼看見有人被掛上牌子、押上批鬥台，才會明白人格羞辱可能造成什麼後果？ 如果是這樣，歷史教育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學習歷史，不只是為了記住災難如何發生，更是為了理解災難如何成為可能。 文革從未發生在台灣。但它留給人類的教訓，不應只屬於那些曾經親身經歷它的人。 我們不必親身經歷每一場災難，才能懂得避免它。 如果歷史只能教會受害者警惕，那麼人類就永遠無法真正從歷史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