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噶扎西 KUNGA TASHI

【一张照片引发的“分裂国家”案：张毅父子跨越三十七年的故事】武汉活动人士张毅因在拉萨展示达赖喇嘛照片，被控“煽动分裂国家”。对远在荷兰的儿子张弘远而言，这不是一场毫无预兆的灾难，而是他准备了三年、也害怕了三年的那一天。 “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派出所领父亲。” 2026年7月1日下午，西藏拉萨色拉寺。 来自武汉的退休人士张毅看见一名藏族妇女正在朝拜，便想向她借一块垫子。两人语言不通，对方不会说汉语。张毅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旧照片，递到她面前。 照片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张毅相识多年的朋友，一名汉传佛教僧人。这个朋友曾因信仰在中国坐牢。今年春天，两人还曾一同在中国南方游历半个月。 张毅原本只是想告诉眼前的妇女：照片里的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见过达赖喇嘛。 妇女却连连摆手，慌忙避开视线。她不敢看。 她的反应引起了附近两名黑衣男子的注意。两人走过来，也要求查看照片。张毅没有理他们，转身离开了。两个黑衣人又用藏语与妇女交谈了几句。 不久后，张毅和同行的弟弟在寺内浏览纪念品摊位时，发现那两名男子举起手机对着他们录像。兄弟俩尚未走出寺门，警察已经赶到。下午约五时半，两人被带往拉萨市公安局。 弟弟后来获释，张毅被留下。 一块用来朝拜的垫子，一张手机里的旧照片，一次没有说通的话，后来成为一宗“煽动分裂国家”案的全部起点。 “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 张毅被捕后，远在荷兰的张弘远没有想过立即回国。 这或许与人们想象中一个儿子的本能反应不同。但张弘远很清楚，回去并不能救出父亲，还可能让这个家庭失去唯一能够在外面发声的人。在荷兰，他可以联系当地政府、国际机构和欧洲各国的朋友；回到中国，他很可能与父亲一样，被迫沉默。 “我在外面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他对中国人权说。 只是，不回去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把父亲领回家。 事实上，从十几岁开始，张弘远就在做这件事。 有一次，他放学回家，发现父亲不见了。打听后才知道，张毅又被带到了派出所。那时的张弘远不过十四五岁。他一个人走进派出所，对警察说，自己要吃饭，家里已经没有大人了。 派出所的人给了他一碗泡面。他就坐在那里等。 “你们不放他，我就不走。”他说。 后来，张弘远常用一句带着苦笑的话讲起这段往事：“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派出所领父亲。” 那不是他童年里唯一一次面对闯入家门的国家机器。 习近平上台初期的一天晚上，一群国保和警察带着张毅回家搜查。张弘远记得，当时自己大约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警察站在家里，他当然害怕。父亲对他说：“不要担心。” 张弘远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开始弹琴。 门外，警察翻查家里的物品，搬走电脑；门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停地弹琴。他无法阻止搜查，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再次被带走。他唯一能做的，是用琴声盖住外面的动静，也盖住自己的恐惧。 警察离开后，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弘远仍然记得父亲在被带走前进来安慰他的样子。张毅似乎总是在安慰别人，哪怕真正身处危险的人是他自己。 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张弘远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不断被警察带走。 更早的时候，张毅曾带他去过汉正街附近一处已经废弃的看守场所。建筑后来被商户当作仓库使用，里面昏暗、陈旧。父亲带着他在里面走了一圈，说：“我以前在这里待过。” 年幼的张弘远听错了，以为父亲说的是“在这里工作过”。在孩子的想象里，警察是一个威风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父亲曾经当过警察。 直到上初中后，他才明白，那不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而是父亲被关押过的地方。 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对民间社会和异议人士的压制迅速收紧。次年，张毅因为继续接触公民社会人士并参加朋友的婚礼，开始受到更频繁的监控。国保人员每月上门给他拍照。父亲过去一直小心藏起来的那段历史，也终于无法再向儿子隐瞒。 张弘远这才知道，父亲的人生停留着另一个年份：1989。 张毅在1988年完成大学学业，学的是法律。1989年时，他已经在武汉的自来水系统做电工，并非一些报道中所称的“学生领袖”。但六四镇压发生后，他参加了武汉当地的抗议，并因阻拦京广铁路约两小时而被捕。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报道此事的旧报纸。 三十多年后，张毅仍会谈起那一年。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八九年我就该死了。我没有死，只是晚死了。” 在张弘远看来，这句话并不是在表达轻生，而更像是父亲对自己余生的一种解释。在张毅的生命里，1989年并没有结束。此后每一次声援、每一次探望政治犯、每一次被传唤和拘押，都像是那一年漫长的回声。 刚知道真相时，尚在读初中的张弘远对父亲说：“爸爸，我觉得你好伟大。” 但“伟大”落进一个家庭的日常里，并不总是一个轻盈的词。 伟大的父亲，也曾是一个让儿子埋怨的父亲 张弘远并没有把父亲写成一个从未令家人受伤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