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平均工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纳入“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这些实际上的零工人员，统计的主要就是“规模以上企业”，也就是国企、事业单位和外企/大厂的工资。然而，零工人员交社保税，却要按照以上这些人的收入来算，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真实的收入来算。
比如说成都，官方统计的平均工资是接近8000元，社保缴费基数是按照这个数字的60%作为最低下限的。但成都人肯定都知道，工资能达到8000的，那在当地算是很高的收入了。
大部分打零工的、送外卖开网约车的、做直播的、做电话销售的，每个月挣三四千已算不错，然而他们得按照接近5000元的社保最低基数去交社保，也就是每月交差不多1300元。扣掉社保，光交房租都困难。
再看上海的数据，平均工资超过12000元，最低缴费基数是接近8000元。但现在在上海的零工人员，每月能挣到五六千，就属于已经很不容易了。
数据腐败在新闻上播报的时候看起来没事，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刻，摊派任务下来了，危害才开始显现。一开始显现，那就回不去了。
它和粮食高产卫星时期唯一的区别，就是当时是一年内竞赛式上报，问题在一年内爆发。现在的数据，是为了避免经济数据不好看，显示出衰退迹象，累积了十年以上的各种统计技巧的结果；现实并不是稳中向好，但突然就要按照稳中向好的标准征税了。
社保这件事，正在变成一件像1959-1961年的强制征收和大饥荒一样极度危险的事情。因为，经济数据的修饰和造假，一件在过去十年间逐渐被人所习惯的事情，重量开始和1959年前的粮食高产卫星与浮夸风之后一样，落到普通人头上了。
如果你们曾经看到那段历史的时候认为夸张而不理解，现在应该就理解了，这个体制的机制从来没变过。具体来说就是社保缴费基数的逐年上涨，是按照统计数据里的人均收入来算的，而这些数据已经多年严重失真。失业和无兜底零工被包装成“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于是现在这些人也被算入应交社保的人口。
你说这些很荒诞的东西不会成真？不，在体制的叙事里，它们是真的，正如当年体制认为亩产万斤，它就是会按照万斤的标准来征粮。因为体制里面没有人承担得起不相信叙事的后果。
这些不真实的经济数据被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但是在当前财政面临硬约束的时候，这个体制下的摊派任务正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的，后果就这样落到了所有人头上。
而体制内部唱了这么多年的稳中向好，不会任何人有能力去指出这个稳中向好是假的。除非像当年一样，已经发生了像饿死几千万人类似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后果，才会开始找台阶下。
后果很可能是几乎杀死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市场经济生态，让社会经济的中下层陷入严重的互不信任，破坏力远超社保那点钱的百倍以上。但是破坏开始造成的时候，体制不会停下，它会一直推进到体制自己也无法承受为止。
“1959-1961年的饥荒有四条机制：
第一条是，中央的数字和现实脱了钩。大跃进里各地的产量被层层虚报；按照体制给出的数字，高层只能认为粮食多到吃不完。
第二条是，征购按虚报的数字下达，产量越低，征走的比例越高；因为任务是按报上去的数字定的，而报上去的数字不能改。
第三条是，说实话的人被惩罚，于是各级干部宁可饿死人，也要完成任务。
第四条是，没有人能够退出，户籍把人锁在原地，公社垄断了全部的粮食，人离开自己的村子就没有饭吃，逃荒的农民还会被民兵赶回村子。
四条合在一起，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激励彻底崩溃。”
这四条机制里，前三条在今天的中国全部都成立。第四条不一样了，也许今天不会大规模地饿死人，但是会破坏掉所有人对任何经济规则的全部信任。
“1905年科举废除，几十万人二十年的八股功夫一夜归零。十四年后鲁迅写了《孔乙己》，一个读过书的人，满口之乎者也，不会营生，不肯脱下长衫，偷书被打断腿。那篇小说写的正是一种教育变成负资产的过程：他学到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让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有用的事，长衫本身成了枷锁。
而那之后真正进入新时代的人，几乎全是早早从旧路上岔出去的人。鲁迅去了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的医学校，胡适进的是新式学堂。被旧教育训练得最完整的那批人，恰恰是最动不了的那批人。
欧洲也一样，宗教改革到来时，巴黎大学的神学院是整个欧洲对路德最顽固的反对者。1521年索邦判了他的书非法；而推动新时代的是印刷商、商人和自学的人。一个体系的教育训练得越完整，这个体系的终结对受过训练的人伤害越大，这是两次先例的共同结论。”
现在各种“某某理论”大行其道，但往往都只会贩卖焦虑，不能解决问题。鄙人教给大家一种能在一天之内改变人生的理论：后国家理论。
字面含义就是，想象一个国家不再存在的未来世界，从而指导生活中的各类决策。
负债就是一个例子。看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这件事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所以才能出现债务叠加债务、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发出债务的人相信有一个能为他们追索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主体：国家。
这个前提在现实中已经被否定很多次了。即使是在维护私有财产与债权作为基本前提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天量坏账后，也是国家无力追索债务，只能用国家自己的信用，也就是抵押上全社会未来的现金流去填补偿付的窟窿。那么在中国，这个前提就更站不住脚了，因为中国的债务与财产规则与维护规则的意志，还要比美国弱上几个数量级。
那么当你发现国家强制力并没有规则所声称的那么硬的时候，为何还要为撸贷和负债而焦虑呢？换个角度想，这是一笔只有国家存在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的国补福利呀。
在一个没有国家存在的世界里，实际上没有债务，只存在当铺。例如区块链上的借贷都是要求你有超额的高流动性抵押物的。国家这一“想象的追索人”的存在，确实最适应工业社会的快速规模扩张的历史阶段，提供了足够的优势，但在次贷危机以后的这二十年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它正在走向末路，完全靠不断找接盘侠和左手倒右手活着。
同理，后国家理论要求，与他人相处与合作的过程中，要遵循完全的自愿与自由意志的原则。只有别人事先的承诺和押上的代价才是有效的，你与别人的合作只有双方本身才能见证，谁也不能利用或背叛与他人自愿形成的信任关系，从一个外部体制里获取什么。
这样的话，理智的选择就是：只为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意志和合作关系贡献时间、精力和资源；为一个体制未来的承诺而贡献现在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傻事。
当你完全掌握了后国家理论，你会发现你与同龄人之间的高度就彻底拉开了。不仅你与他们能活在两个世界，你还可以积极地利用对体制弱点的认识，从所有仍然相信体制并为体制贡献的人那里套利。
赞曰：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们挤你们的独木桥。
是的，和大饥荒时期的原理完全一样，都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剪刀差体制，这才是纠错极度困难、以及这一次可能会酿成大灾难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系统性的统计数据修饰让体制内的“合法认知”就是，外面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谁如果根据常识指出数据的问题，那么不仅是在否定体制的“真相共识”，更是在冲击整个体制的实际利益。因为体制的认知与体制的利益是互相自我强化的。
从美国归国的钱学森，都能在1958年用数篇文章论证亩产万斤在科学上多么具有合理性，直接影响中央决策。因为在任何时候，在这个剪刀差体制里，被剪刀差的部分的反馈就是完全不计入决策成本的，除非痛苦传导到了体制本身。
这样下去，应该很快就没人再说中国是复刻日本失落三十年了。
不断的辟谣和过滤信息，在整个体制内就造就一种无人敢否定的正确：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所以征税、社保的摊派任务一点问题也没有。“何不食肉糜”的背景就是这样来的：所有朝廷系统内的人都小心翼翼维持这个幻觉，而晋惠帝是真的相信百姓生活没有问题，问题仅仅就是征税不够罢了。
这件事最终最倒霉的一群人，会是体制内，恰恰因为他们最晚退出系统。他们会在接下来民营经济大逃杀的一段时间内享受最后一段好日子，甚至可能还会因此更看不起其他人，更坚信体制就是唯一避风港。
直到债务货币化大规模启动，他们的购买力和阶层地位会迅速地、断崖式地崩溃，沦落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而因为他们不懂秩序市场的逻辑，人性已经基本泯灭，会导致他们在阶层滑落之后，基本完全不具备生存能力。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
“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子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社保这件事，正在变成一件像1959-1961年的强制征收和大饥荒一样极度危险的事情。因为，经济数据的修饰和造假，一件在过去十年间逐渐被人所习惯的事情，重量开始和1959年前的粮食高产卫星与浮夸风之后一样，落到普通人头上了。
如果你们曾经看到那段历史的时候认为夸张而不理解，现在应该就理解了，这个体制的机制从来没变过。具体来说就是社保缴费基数的逐年上涨，是按照统计数据里的人均收入来算的，而这些数据已经多年严重失真。失业和无兜底零工被包装成“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于是现在这些人也被算入应交社保的人口。
你说这些很荒诞的东西不会成真？不，在体制的叙事里，它们是真的，正如当年体制认为亩产万斤，它就是会按照万斤的标准来征粮。因为体制里面没有人承担得起不相信叙事的后果。
这些不真实的经济数据被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但是在当前财政面临硬约束的时候，这个体制下的摊派任务正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的，后果就这样落到了所有人头上。
而体制内部唱了这么多年的稳中向好，不会任何人有能力去指出这个稳中向好是假的。除非像当年一样，已经发生了像饿死几千万人类似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后果，才会开始找台阶下。
后果很可能是几乎杀死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市场经济生态，让社会经济的中下层陷入严重的互不信任，破坏力远超社保那点钱的百倍以上。但是破坏开始造成的时候，体制不会停下，它会一直推进到体制自己也无法承受为止。
“1959-1961年的饥荒有四条机制：
第一条是，中央的数字和现实脱了钩。大跃进里各地的产量被层层虚报；按照体制给出的数字，高层只能认为粮食多到吃不完。
第二条是，征购按虚报的数字下达，产量越低，征走的比例越高；因为任务是按报上去的数字定的，而报上去的数字不能改。
第三条是，说实话的人被惩罚，于是各级干部宁可饿死人，也要完成任务。
第四条是，没有人能够退出，户籍把人锁在原地，公社垄断了全部的粮食，人离开自己的村子就没有饭吃，逃荒的农民还会被民兵赶回村子。
四条合在一起，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激励彻底崩溃。”
这四条机制里，前三条在今天的中国全部都成立。第四条不一样了，也许今天不会大规模地饿死人，但是会破坏掉所有人对任何经济规则的全部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