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篇论文,里面罗列了组数据,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劳务外包模式。在经济观察报最近一篇报道中也提及了这点。为什么企业的聘用方式发生了变化?
外包的弊端是员工认同感低。(知道自己朝不保夕)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没那么用心。这让我想起知乎今年很热门的一个问答,《奴工理论》。
既然采访报道中的管理层,担心外包员工对产品不尽心,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外包操作?
利润率。
在《金融研究》这篇论文里,阐述的是用工成本这块,外包能有效转嫁企业社保的缴费压力。本来要支付2块钱,现在只要支付一半。这样就能使得企业利润率看起来能hold住。
另一篇论文,是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来分析企业选择外包的合理性。这反馈的是企业主自身对后续预期偏焦虑,那么就无法做出扩张(提供稳定岗位)的决策。
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成本。
所以很多人盯着就业率在看,其实,就业质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也是为什么季度调查报告含金量高(给出了更多的信息)——企业主体感弱,必然会影响就业市场质量。
所以企业为什么把风险转移给个人?
因为企业风险变大了。利润率无法承受。企业主一旦感知到亏本预期,会做出直接裁减或者变相降低岗位质量以自保的举措。
那么利润率承压单纯是因为行业内卷吗?
这里面有没有财政压力(联系上面的论文)?这里面有没有GDP压力(地方鼓励+汇率损耗)?这里面有没有结构压力(消费没能给企业主安全感)?
再来,当个人“被动”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时?又会发生什么呢?risk-off?
一个负的财政乘数,也是很可怕的。
这和资产价格其实相关性很大。只是大部分人解读的方式,完全错了。
我整理了统计局发布的历年9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很有趣。
我以2010年9月作为基数100,折算下来年均名义增长率只有0.34%。
拿它和同期CPI对比,会发现大幅跑输。这就能理解为什么BIS给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房价指数已经回到2005年前。
当然,一线城市表现相对较好,拖累主要是因为70城中的三线城市。我预估这种分化保持到2028年,很有可能70城的名义总房价指数会低于2010年基数。
这就像生育率一样。更多年轻人往低生育率城市拥挤,那么整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被拖累下降。
很多人只看到分化暂时的“好”,但却低估了分化给长期的“巨大成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统计局这个70城只占全国人口的40%,意味着还有很大一块“沉默的大多数”。按照现在的技术条件,全覆盖应该没问题。搞不好...
当讨论成本时,我们总会突出全体优势;但讨论收益时,范围常常被缩窄到一部分群体。
经济观察报这篇关于“财政清欠企业应付款”的文章很有趣。让我想起十多年前还在陆家嘴搬砖时,一个朋友给地产公司要发产品,打着的名义是给农民工发拖欠工资。实际上拿了N多身份证+银行账户,最后是给地产公司回血。
这篇文章里,地方打着的名义是给被拖欠的企业偿还,但要求企业签订承诺书按比例回流至财政账户,算是给财政回血。
都在讨论华发。上一次那么热闹,还是5年前它和格力、珠海国资要投远在美国的贾跃亭的FF。
我去翻了翻华发最新发60亿小公募的项目信息,上交所主要问了几个问题,1、贸易是否真的(怀疑融资性贸易);2、有息债务弄清楚(一看表4000多亿啊);3、EBITDA只有0.02怎么搞(偿债压力)?
华发的回复里面尽是对地产不景气的委屈,现金流这块突出银行那里还有一些授信没用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授信是给看不给用的)
珠海的财政肯定是使不上力,更多还是靠国资和金融机构来盘活。
从对生育补贴的力度来看,管理层似乎还没有像韩国那样上升到“危机状态”。然而,少子化对经济的作用,已然从上世纪的减轻负担,变成了当下的加重负担(远期贴现)。
一般来说,代际剥削比较隐蔽,没有直接做分配重置来得痛苦。
之前毕业生风波的星宇车灯,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16%,低于投资者预期。收入下滑主要受到两个重要客户批发销量急剧下降的影响:赛力斯问界(Seres AITO): 批发销量同比下降46%。一汽大众: 批发销量同比下降44%
高盛最新的研报认为中国二手房价将在2030年完全触底,然后开征房地产税。
它的潜台词是房价走L型。
老龄化会继续推高财政对社保的补贴压力,会从现在的2万亿+每年至少步入到3万亿+(如果不改变体制内80%+养老金替代率的话)。地方需要资金维持运营。当然,仅靠房地产税肯定是不够的。
地方隐债并不仅仅是地方的责任,隐债的主体——各城投也在竭力化债,但由于缺乏变现手段(土地财政相比高峰跌了7成),所以隐债规模仍在增加,只是依赖“控利率”+部分违约+财政补贴来平衡现金流压力。
而IMF9月份对中国城投的报告显示,去年有约3万亿左右的利息缺口(对应71万亿左右的有息债务本金,文中指无法由自有现金流覆盖)。
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压力在2017年反超美国,随后在2021年进一步提升至140%+,2025年才重新回落至136%,今年Q3继续回落至128%,但仍在高位。
另外,广义口径的政府债务,也在今年突破了200万亿(130万亿显性债务+70万亿隐性债务)。
当债务过大时,增量跟不上,紧缩效应显现,然后进一步自我强化。
中债收益率在资本管制模式下往低走,Dalio前几年还批评零利率方向的失控。
为了对冲这一弱化,出口拉动必然是唯一选项,因为它能创造顺差盈余,即能推升升值预期。潘行长的发言也体现了这点,用汇差强势来掩盖利差弱势,为国际化+GDP服务。
乘联会崔东树给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汽车行业单车毛利只有5千元,行业销售利润率只有1.4%,实在太低了。
1-9月工业行业利润增速看上去涨得不错,但如果刨去“能源和石化”、“AI+有色”,其他所有行业的利润却同比下降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