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 他出身海豹突击队，当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副司令。 中央司令部管辖的核心战区就是中东。 更有意思的是，哈沃德小时候随父亲在伊朗生活过，高中在德黑兰读完，能讲流利的波斯语。 在中东跟各方势力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太清楚德黑兰的算盘是怎么打的了。 伊朗从来不用正规军跟美军舰队在大洋上正面对决。 要是拉开架势打常规海空战，德黑兰根本没有胜算。 他们用的是一套精心经营了四十年的不对称打法：代理人网络。 北面有黎巴嫩真主党，南面有也门胡塞武装，西面有加沙的哈马斯，中间还穿插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这套机制的运转逻辑极度精明。 德黑兰在幕后提供零件、组装图纸和资金。 前面的代理人负责把成批的廉价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打向红海航道或军事基地。 这笔账对美军来说极其难看。 你不去拦截，商船被炸毁，全球关键水道停摆，能源和物流成本全线飙升。 你动手拦截，一发标准-2防空导弹两百多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甚至要三四百万美元。 迎面飞过来的目标值多少？ 流水线拼装出来的见证者无人机，单架成本只要两万多美元。 拦截一百架，几亿美元的高精尖弹药库存就打空了。 而德黑兰本身不需要派出一兵一卒，本土没有挨一颗炸弹。 更麻烦的是过去几年在政策上的摇摆与妥协。 比如2023年9月，为了换取被扣押人员获释，美国政府通过卡塔尔渠道解冻了伊朗60亿美元的原油收益。 即便这笔钱在条款上被限定用于人道主义物资采购，在财政账本上，德黑兰原本必须留给粮食药品的开支立刻被腾挪出来。 腾出来的流动性去了哪里？ 哈沃德直言不讳：全变成了支持代理人武装的弹药、无人机燃料和军饷。 一边在前线消耗数以亿计的纳税人资金打防御战，一边又在后方通过资金妥协给对手输血。 哈沃德最后给出的判断非常彻底。 试图通过谈判妥协或经济让步换取德黑兰收手，完全行不通。 只要德黑兰政权还在，这条代理人流水线就不会主动关停。 在红海打掉再多无人机，治的也只是表面的症状。 真正能够结束这场四十年不对称战争的唯一路径，是持续收紧战略围堵与极限制裁，把压力一直顶到底，直到德黑兰政权内部彻底瓦解。

美国选举，就是个笑话之国际对比： 今天，巴西大选首轮投票出笼，卢拉和博纳索的儿子都没有过50%，10月25日进入第二轮投票。今天投票结束，仅仅四个小时，巴西就清点了1.12亿张选票，而2020年大选，内华达州点票，用了7天。 有美国这样的选举体系，真TM是奇耻大辱。

对孔子的认知 许多人也是被洗脑了

🚨🇺🇸🇬🇱 BREAKING: Trump says the US just won permanent security authority over Greenland in a deal with "no end" The deal leaves Greenland under Danish sovereignty while handing Washington what the president calls an Infinite Life agreement with no end, meaning the U.S. decides what counts as a security requirement and acts on it. No adversary gets a base, a military presence, or a sensitive investment on the island without American approval, which is aimed squarely at China. Reuters reports the talks also cover using Greenlandic territory for Golden Dome, the missile shield being built for the U.S. homeland, and Trump says the whole thing costs America nothing while construction starts immediately. Buying Greenland was never really about owning it, since the only things Washington needed were the radar coverage over the Arctic and a lock on the door to keep Beijing out. The part worth watching is Golden Dome, because putting missile defense infrastructure on that island tells you the Pentagon expects the next fight to come over the pole. Source: Reuters / Writer: Daniel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鞋底泥,、粪坑泥、烂草鞋、洗脚水、狗屎汁、猪槽垢、香炉灰、裹脚布、月经布、脏内裤、吊死人的绳子……都是药。这跟其他国家古代科学相比，如3800年前的莫斯科数学手卷 《Moscow papyrus》和3600年前林德数学手卷《Rhind papyrus》；以及～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发表同行评议论文，用量化数据揭开《纽约时报》煽动仇恨以色列的邪恶嘴脸】 普林斯顿大学管理学院的Edieal Pinker教授9月7日在线发表同行评议论文（Edieal Pinker, “How the New York Times Framed the War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对《纽约时报》从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6月7日期间有关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1,559篇新闻报道进行了系统性的量化内容分析。论文试图回答的并不是《纽约时报》是否报道了“假新闻”，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姑且不谈一家新闻机构报道的单个事实是否真实，只是通过长期、持续地选择报道某些事实而忽略另一些事实，是否最终就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争叙事？ Pinker认为，数据所显示出的不对称相当显著。在所分析的1,559篇文章中，约91%没有提及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方面继续发生的人员伤亡。更突出的是，有1,423篇文章既没有提到10月7日之后的以色列伤亡，也没有提到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死亡。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报道中，以色列的伤亡没人知晓，而哈马斯恐怖份子的灭亡跟其他巴勒斯坦人混在一起，给读者造成以色列杀的全是平民的错误印象。。 人质问题也表现出类似现象。研究发现，大约50%的相关文章没有提及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与此同时，大约41%的文章甚至没有提及10月7日袭击本身造成的以色列人员伤亡。换言之，随着战争持续，《纽约时报》的报道越来越集中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及其给巴勒斯坦方面造成的后果，而作为战争起点以及战争持续重要因素的10月7日袭击、人质和此后以色列方面继续出现的伤亡，在相当大比例的报道中没有出现。 这种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伤亡数字和军事事件的报道中，在更能影响读者情感认知的“个人故事”中也非常明显。Pinker发现，讲述巴勒斯坦人个人苦难的报道极其频繁，大约每三天中就有两天出现；相比之下，除直接讲述10月7日袭击之外，《纽约时报》很少以类似的个人化方式报道此后战争给以色列人造成的死亡、受伤和生活创伤。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战争新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并不仅仅来自死亡人数，具体人物的姓名、家庭、经历和痛苦往往比抽象数字更容易产生同情和道德认同。 论文还通过词频分析观察战争中“行动主体”的呈现方式。在全部样本中，“Israel”一词出现27,205次，而“Hamas”只出现8,499次；前者是后者的3.2倍左右。词频本身当然不能证明媒体偏见，但Pinker把这一结果与其他内容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它反映了一种更大的叙事结构：以色列不断作为采取行动的主体出现——以色列轰炸、进攻、包围、造成伤亡——而哈马斯作为一个仍在作战、发动袭击、发射火箭、扣押人质并承受战斗人员损失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主体，则相对淡出了战争的日常叙事。 因此，Pinker认为，《纽约时报》的1,559篇报道累积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框架：战争开始于哈马斯的10月7日袭击，但此后的故事主要被讲述为“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巴勒斯坦人遭受不断增加的伤亡和苦难”。在这一框架中，以色列拥有高度可见的行动能力，因此也承担高度可见的因果责任；巴勒斯坦人则主要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哈马斯在战争持续过程中的军事行动、人员损失以及对以色列造成的持续伤害，其新闻可见度明显较低。最终的结局是：以色列被污蔑成进犯者，而哈马斯则被包装成了受害方。 这篇论文最有说服力之处，因而并不是简单宣布《纽约时报》“亲巴勒斯坦”或者“反以色列”，而是把所谓媒体偏见转化成了可以测量的问题：1,559篇报道中哪些伤亡被提到、哪些没有被提到；人质以什么频率出现；双方受害者的个人故事分别获得多少报道；战争双方作为行动主体分别获得多少叙事空间。91%、1,423篇、50%、41%，以及27,205对8,499这些数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的不是某一篇文章偶然存在的失衡，而是一种在八个月、大规模报道样本中反复出现的选择模式。 这篇论文提出的最重要问题不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巴勒斯坦苦难是否真实——Pinker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些苦难是否虚构的——而是：当真实世界中同时存在多组事实（姑且假设《纽约时报》还尊重事实）时，媒体长期选择其中一部分事实进行密集报道，同时系统性地降低另一部分事实的可见度，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整体真实”是否仍然可能发生严重偏移？ 从这个意义上说，Pinker研究的是一种比直接制造虚假新闻更加微妙的媒体偏向：偏见未必表现为报道假的事实，也可能表现为对真实事实持续而不对称的选择、强调、个人化和省略。单独看每一篇文章，它可能仍然是准确的；但把1,559篇文章放在一起观察，其累积形成的战争图景却可能与完整的战争现实存在显著差异，并构成了对其中一方的仇恨煽动。这正是Pinker论文最值得重视的结论。

今天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采访了今年4月被美军从伊朗境内救回的飞行员，他首次在电视上讲了当时被营救的经过，可谓触目惊心！他当时驾驶F-15E攻击机在伊朗境内执行任务时被击落，他弹射出机舱后发现，自己的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他以70-100英里/小时的速度坠向山区（美国高速公路最高时速才70英里多），可见他的降落伞坠落速度。他在60分钟节目上说，当时认为自己很可能活不了了。 结果他摔落到地面，竟奇迹般活下来，但伤势严重：脊椎骨折，手臂骨折，肩部严重受伤，腿部也受伤。 他当时摔落在伊朗境内的山区。他忍痛坚持往山上爬，认为只有在高处才更容易被美军无人机和其它侦察设备发现。最终美军确定了他的具体位置。 从他落到山区到被美军营救，总共坚持了50个小时。他说看到美军救援人员时，是他一生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这次美军营救行动，没有死伤一人，而且不是在边境，而是深入伊朗内地的山区。伊朗也知道有美军飞行员跳伞，也派军队前往山区搜查。美军是和伊朗军队比赛，谁在第一时间找到这个飞行员。 当时川普总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个美军飞行员。 而且美军有传统箴言：“Leave No One Behind”（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名战友） 但川普总统说的这个“不惜代价”非常昂贵： 美军为了救一个人，动用海豹六队、陆军特种部队、空军战斗救援队等，整个营救行动动用了155架美国飞机。 其中包括：4架轰炸机 ，64架战斗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飞机，以及其它支援飞机。 为什么要动用155架飞机？因要在外围承担护航、空中加油、侦察、压制伊朗防空、电子战、空中警戒等等任务。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当时伊朗军队也逼近那个山头，美军轰炸机对正在接近的伊朗部队实施了空袭，以给救援部队争取时间。 真正冲进那个伊朗山区的，是一支非常小的美军精锐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空军特战救援队。他们不是普通医护人员，本身就是特战人员，有能力跳伞、战斗、山地行动、战场急救、创伤外科急救、敌后人员营救等。 “60分钟”节目播出的最新解密视频显示，两名“美军特战救援员”最终从山脊两侧接近美军飞行员，把他救了出来。 光是空中加油机就达48架，以保证美军的整个空中体系可以长时间维持。 金钱代价非常昂贵：营救这一个人，美国总共花销了5亿美元！ 军事专家给出的估算是： 155架飞机的燃油、飞行和维护，约2亿美元； 48架空中加油机及其飞行成本，约7000万美元； 64架战斗机、4架轰炸机执行护航/攻击任务，约1亿美元； 特种部队、PJ、DEVGRU等人员和后勤，约3000万美元； 弃置/自毁的2架MC-130及4架特种直升机，约1亿美元。 营救行动结束时，美军留下了一些无法立即安全撤出的飞机和直升机。为避免这些装备落入伊朗革命卫队手中，美军主动摧毁了两架MC-130运输机和数架轻型特种作战直升机。 今天美国“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军的考虑是，人一定要救回来；飞机、直升机可以不要。这是美军典型的战斗搜救原则。 从军事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次营救。它实际上是在向每一名美国军人证明：如果你落在敌后，美国会来找你。这次行动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比单纯“救回一名飞行员”大得多。 这名被救回的美军空军上校，年薪是12万美元，美国这次营救他花费的5亿美元，相当于他4000年的薪水！ 全世界的国家，美国有这种“绝不放弃一个战友”的原则，也只有美国有这种军事营救能力，并且真的愿意、并敢于花费5亿美元，救回一个士兵！美国——美丽的国家！

你的这段话有锋芒，也击中了儒家的真实软肋， 但是，儒家可以教人做君子，却无法可靠地阻止小人掌权；它可以劝皇帝仁慈，却不能在皇帝不仁时合法地解除其权力。但把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失败全部归罪于儒家，同样是一种过度简化。 首先，“儒家失败了两千年”必须先回答：以什么为失败标准？ 如果标准是没有产生现代民主、宪政、权力分立和个人权利，那么儒家确实失败了。但按照这个标准，古希腊民主也中断了两千多年，基督教欧洲长期存在神权、王权、农奴制和宗教战争，也可以说“失败了上千年”。现代自由制度不是某种古老思想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商业扩张、城市自治、宗教改革、国家竞争、科学革命、财产权发展和政治斗争共同作用的产物。 若把现代制度作为唯一考卷，让古代思想参加考试，几乎所有传统文明都会不及格。 其次，必须区分原始儒家、帝国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 孔孟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并不天然服从专制。儒家承认统治者必须具有道德正当性，也保留了对暴君的否定。但是，秦汉以后，皇权选择性地改造了儒家：保留忠孝、名分和服从，削弱民本、义利之辨与士人的批判精神，再与法家的官僚术、刑罚和权力技术结合，形成“儒表法里”的帝国制度。 因此，长期统治中国的并非纯粹儒家，而是皇权居于顶端、法家负责控制、儒家提供伦理合法性的混合体。把这个制度造成的一切后果都算在孔子头上，相当于皇帝拿儒家当包装，后人却只审判包装，不审判里面的权力机器。 第三，儒家并非只有失败。它无法建立现代宪政，却在传统社会中提供了官僚教育、文官政治、家庭责任、基层伦理和文化共同体。科举虽然不能带来民主，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血缘贵族对官位的永久垄断；士大夫虽然不能制衡皇权，却形成了一个以经典和道义议论政治的文官群体；“仁政”“民本”“廉耻”虽然约束力不足，却仍然为批判暴政提供了语言。 这些不是现代自由制度，但也不是毫无价值。一个真正彻底法家化的国家，甚至不需要假装讲仁义；它只讲服从、奖惩和国家力量。儒家的问题，不是它完全服务于暴政，而是它对暴政只有道德批评，缺少制度性否决。 这才是最准确的批判：儒家有政治伦理，却没有成熟的权力工程。 它把好政治寄托于圣君贤相，把制度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希望统治者克己复礼，却没有建立让统治者不得不克制的机制；强调官员修身，却没有解决谁来监督官员；赞成民本，却没有承认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持续权利。它能够告诉权力什么是善，却不能有效阻止权力作恶。 但是，“民国的文明来自德先生、赛先生，并且抛弃老先生”，也不完全符合历史。民国引入民主、科学、法治、大学和现代国家制度，这当然主要来自西方；但民国并未真正抛弃传统。蔡元培、胡适、梁启超、张君劢、钱穆等人，无论反传统还是护传统，其公共责任、士人意识和对国家命运的承担，仍然带有深刻的儒家背景。就连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批判，也延续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结构。 更重要的是，民国的制度失败恰恰证明：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等于建立了民主与科学。民主需要宪法、政党、自治组织、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权力交接规则；科学需要大学制度、学术自由、专业共同体与稳定财政。思想口号可以迅速进口，制度能力却不能凭口号生成。 所以，不能因为儒家不足以建立现代政治，便说它“不配进入政治圈”。更合理的安排是：儒家不能垄断政治，更不能代替宪法，但可以作为公共伦理资源存在。 现代政治必须以宪政、法治、权利、选举和权力制衡为骨架；儒家的仁义、责任、廉耻与节制，可以成为其中的道德血肉。只有儒家而没有制度，政治会退化为对圣君的幻想；只有制度而没有公共伦理，政治也可能沦为合法程序包装下的自私竞争。 因此，上述观点最有价值之处，是指出儒家不能独自承担现代国家制度；其最大错误，则是把“不能独自承担”推演成“毫无政治价值”，又把两千年复杂的帝国结构简化为一种思想的单独责任。 中国历史真正的错配，不是让儒家进入政治，而是让儒家承担了它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用道德劝诫代替制度约束，用贤人政治代替权力制衡，用天理良心代替可执行的宪法。 儒家不应再坐在庙堂之上垄断真理，但也不必被赶出公共生活。它应当退出权力中心，回到社会、教育与人的内心；宪法则必须进入庙堂，站在任何政党、领袖和意识形态之上。（找这位理中客回应吧，人类偏见太多）

🚨🔥 重磅！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出手：拟正式取消参与DEI、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私立学校的联邦免税资格！ 贝森特明确表示： > 学校把基于种族的优惠政策重新包装成‘公平’、‘包容’或‘促进多元化’，并不会改变其歧视性的本质。”** 财政部和国税局（IRS）提出的新规将建立明确标准： 👉 如果教育机构继续实施带有歧视性的种族政策，就不能再享受联邦免税待遇。 换句话说： 🇺🇸 想拿联邦税收优惠，就别拿种族歧视当DEI！ 长期以来，一些私立学校打着“多元、公平、包容”的旗号，根据种族对学生进行区别对待。如今川普政府正在明确划红线： 纳税人的钱和联邦税收优惠，不应该被用来支持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更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资金来源！ 🔥 公平就应该真正公平——不看肤色，一视同仁！

从梁颂基赵广军被ICE拘留讲起 icpcblog.net/?p=14506 梁颂基和赵广军的底色都是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在中国的公民运动期间，参与了大量民主维权的事情，有新闻报道，有美国人权报告、有国内维权人士见证、有国会政治犯数据库收录。但是他们没有美国签证，走线到了美国后，梁颂基一直被ICE关押，至今快3年了，正在进行第二次上诉。而赵广军则是被抓不久，原因也很简单，走线本身就是非法。 走线本身其实不是原罪，真要受到迫害，理应给予庇护。梁和赵都是在国内为公益坐牢两次的人，许多没有坐牢的人，比如关恒、吴绍平都获得人权组织、国会议员的关注，形成强大的支持舆论，并且有了较好的结果。但是这俩人却难以获得人权组织的公开支持，舆论上甚至有很多不利他们的指控。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人权组织有偏见或者共产党故意使坏，当然也不能简单说他俩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