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读过这部灵异小说《十四年猎诡人》(李诣凡著,花城出版社)吗?太好看了,虽然文字不是很好。可谓当代聊斋,灵异版短篇“愛与黑暗的故事”集。许多故事我都怀疑是真的,只是因为不能说它们是真的,所以才叫小说。
君主、贵族(精英)、大众(民主)之三权分立是政治稳定的关键,贡斯当曾因此详解君宪制是最佳政体,实权君主制导致独裁和专制,这已是常识,虚君君宪制能满足君主居中调停精英和大众的权力纠纷,英国及战后日本均为君宪制,德式议会制不如君宪制,但比总统制及半总统制强,后者无法满足上述三权分立。
【Peter Turchin的精英生产过剩理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精英追求者’在政商⾼层争夺固定数量的职位。我们的模型将之命名为:精英生产过剩。精英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精英内部冲突,与⺠众贫困⼀起,逐渐摧毁了我们的公⺠凝聚力,即国家协作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国家就会从内部迅速腐败。社会脆弱性⽇益加剧,表现为国家机构丧失公信力,以及规范公共话语的社会规范瓦解,还有就是⺠主机构的运作失范。”(引自 End Times: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2023,Peter Turchin,Penguin Press)Turchin的精英生产过剩理论顺便也非常好地解释了近几百年来极左势力在全球得势,并且逐渐占据像美国这种右派国家主流的历史过程。
列宁将语言和权力意志天才地结合起来,无中生有地建立起一个恐怖主义的红色极权帝国——这也成为后来希特勒纳粹事业的重要先驱。孙文曾一度想效仿,但他夹杂了虚荣等问题故不可能完全成功,而列宁运用语言和权力意志时残酷地精确且理性,并无虚荣、贪渎等权力腐败夹杂期间,故其作恶之效率几乎无人匹敌。
【有趣的逻辑】黄郛的太太沈亦云有部著名的回忆录,就是《亦云回忆》,前段时间因为看史料,看到这一段,就是冯玉祥赶溥仪出宫,黄郛摄政内阁执行,沈亦云为其夫君摄阁单方强行改约辩护说:
“民国财政困难,元年条件中之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积欠未尝照付,清室实亦未得实惠,以出卖古物维持局面,徒为一班寄生虫从中利用,于民国于清室两亏。故修改条件至可以照行的程度,是切实办法,而非过分。摄阁任内,其所订之优待费是照付的, 在那时财政十分艰难之中,摄阁守信义,未丝毫延宅迟疑。”
沈女士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民国政府既然一直都在拖欠赖账,还不如直接把原先商定的条件改了,这样就不“过分”了,守“信义”了。当年民国政府的“信义”被沈女士不小心给泄密了😂😂😂
【先知严复】下面这段话是1911年11月28日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严复致莫理循的一封信中的内容,《泰晤士报》发表时冠之以《中国的危机》之标题。
“有一件事却是可以肯定的,以鄙人愚见,如果他们冲动行事,中国将进入一个悲惨的时期,将导致世界的不安定。坦率地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完全不适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新型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周遭的环境至少还需要30 年的改进与同化,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共和思想受到一些轻率的革命党如孙中山之流的大力提倡,但被所有稍有常识的人所反对。依照文明进化之法则,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向较高一级发展,因此,中国应保留专制,但应是具备符合宪法的有限政体。要使其结构比以前更好,从而使之更适合中国并有所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需要,可以迫使幼帝退位,从皇族中遴选一位成年人来接替他。”
严复的这段话,在事后的历史进程中验证之,可以说是关于政治进步教科书级别的推论。严复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不少政治预警,在后来的岁月中几乎都遗憾地一一应验,1906年孙文在伦敦拜访他时两人发生的争论,我曾贴过许多次——历史总是无情地证明他是对的。什么是先知,这种人就叫先知。
【袁世凯自讽式的远见】“袁世凯......说他在三年退隐期间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审慎的考察。认为,有十分之七的人是保守分子,满意旧体制,只有十分之三的人属于激进党派。如果革命党如愿推翻现政权,将来保守派肯定要发起另一场革命,以恢复帝制。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人民将受其害,今后几十年里中华帝国将无和平可言。”——摘自1911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袁世凯论危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分裂的危险》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远见,他自己就是第一个复辟者,然而,他无法预见的是,自他之后的那些复辟者比他狡猾得多,也比他狠毒得多,他们无需皇帝的头衔,却比皇帝还皇帝。
【这种草台班子懂什么共和,常败将军黄兴打仗虽然不行,武力胁迫参议员倒是威风凛凛】十多年前翻阅《黄兴年谱长编》,豁然见到这一段:“2012年2月14日,......是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同盟会员中如李肇甫亦强调迁都北京之必要。经过激烈辩论,竞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急召参议员中同盟会员李肇甫、黄复生等严责不应为袁氏张目。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李、黄等以交回复议为请,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次日复议时,卒以十九票对八票之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吴玉章回忆说:“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但十四日开会的时候,革命党人李肇甫,却到台上去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参议员中原来就有不少人对袁的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辞令,他这么一说,赞成迁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数。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
改正过来。十五日晨,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总统己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
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
















